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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杂剧管窥 　　——王安石与宋杂剧 　　王安石一生著作甚富，直接写到杂剧的诗文，少之又少。但是宋代关于王安石和杂剧的遗闻、讽刺王安石改革的杂剧却不少。其中，蔡絛的《铁围山丛谈》，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都有所记载。为我们研究宋杂剧的起源、演剧场所的变化，以及戏剧诞生之初的审美观念等诸多问题，提供了难得的文字资料。 　　第一、十一世纪中叶是杂剧完成初创走向成熟的时期 　　王安石有一首小诗《相国寺启同道场行香院观戏者》： 　　“侏优戏场中，一贵复一贱。心知本自同，所以无欣怨。”（见《王安石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89页） 　　虽然这是一首五言小诗，但是它却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宋杂剧的重要信息。《相国寺启同天道场行香院观戏者》诗，是王安石在相国寺参加法事活动，观看宋杂剧演出后，兴致所至信口占来的即兴之作。引发了他对人生富贵的一些思考。由于这是一首五言诗，因此，相国寺周围的环境、道场的规模，观众的身份，侏优戏者的演剧状况等都被忽略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确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杂剧演出，剧中有一贵一贱的人物角色，而且演绎的是富贵、贫贱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感情纠葛。 　　王安石的《相国寺启同道场行香院观戏者》诗，点明了看戏地点在相国寺，因此演剧的地点是确切的，即河南开封。那么这是哪一年呢？ 　　王安石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进士。初授签书淮南判官。从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王安石进京任群牧判官起，至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因丧母丁忧止，中间除去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知常州，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调任江南东路提典刑狱之外，一直活动在京城里。也就是说从公元1055年至公元1063年，是王安石第一个可能在相国寺参与启同道场活动，并且观看杂剧演出的时间段。 　　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宋神宗特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了对政治、军事、经济全面改革的尝试。“元丰二年，复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六，赠太傅。”（《宋史》列传第八十六《王安石传》）因此，王安石第二个可能在相国寺参与启同道场活动，并观看杂剧演出的时间段，应为熙宁元年至元丰末年，即公元1068年至公元1077年。 　　巧合的是，这一段时间，既是王安石推行改革最重要的时期，同时也是杂剧走出初创，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王安石的改革触动了很多人的既得利益，改革进行的很不顺利，反对改革的人，各个阶层都有，其中就有教坊里的杂剧艺术家。 　　当是时，以君相之威权，而不能有所帖服者，独一教坊使丁 　　仙现耳。丁仙现，人但呼之曰丁使。丁使遇介甫法制适行，比因燕设， 　　于戏场中乃更作嘲诨，肆其诮难，辄为人笑传。介甫不堪，然无如何也！ 　　以上是王国维先生在《优语录》中，转述蔡絛的《铁围山丛谈》中的一段文字。事情发生在王安石开始改革朝政的初期。一位名叫丁仙现的教坊使，充当了反对王安石改革的急先锋。这位教坊使，使用的杀手锏，就是他最拿手的杂剧演出。利用杂剧的讽喻、嘲诨的功能，在王安石举行筵宴的时候，对其进行发难。而王安石对此则束手无策。 　　这位丁仙现，是生活在元丰年间的一位优秀的杂剧表演艺术家，具体身世不得而知。邵伯温《闻见前录》说： 　　元丰中，神宗仿汉原庙之制，增筑景灵宫。先于寺观，迎诸帝后御 　　容，奉安禁中，涓日，依次备法驾羽卫前导，赴宫观者夹路，鼓吹振作。 　　教坊使丁仙现舞，望仁宗御像，引袖障面，若挥泪者。都人父老皆泣下。 　　呜呼！帝之德皆在人深矣。 　　虽然这不是一次正规地杂剧演出，但却是丁仙现表演天才的一次展现，且能够抓住观众的心，以情动人。关于这个丁仙现，叶梦德《避暑录话》说： 　　及见前朝老乐工，间有优诨及人所不敢言者，不徒为谐谑，往往因以 　　达下情。故仙现亦时时效之。非为优戏，则容貌俨然如士大夫。 　　丁仙现一改滑稽、幽默、戏谑传统的侏优戏者的表演风格，以士大夫的面貌和口吻出现在舞台上，可以看作是丁仙现从角色需要出发进行戏剧表演的尝试。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说：十一世纪中叶是杂剧完成初创走向成熟的时期。 　　第二、从“优倡侏儒为戏”到“杂剧”的演变 　　王国维先生说：“盖优人俳语，大都出于演剧之际，故戏曲之源，与其迁变之迹，可以考焉。”（王国维《优语录》） 王安石《相国寺启同道场行香院观戏者》诗，第一句，“侏优戏场中”，显然是借用了《史记·孔子世家》中“优倡侏儒为戏而前”的话。但是王安石所说的“侏优戏场”与司马迁所说的“优倡侏儒为戏”却是两回事情。司马迁所说“优倡侏儒为戏”，是指歌舞、杂技之类的百戏表演，没有剧情，没有人物，不敷衍故事，更没有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而王安石所说的“侏优戏场”的演出，却是有一贵一贱的人物，有剧情、有矛盾冲突的戏曲表演。 　　王安石生活的时代正是宋代政治斗争相当激烈的时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