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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证与文学研讨 　　一、导言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我们在与他人或群体的复杂交往中，很自然地会关注“我是谁”，“我身在何处”等涉及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身份认同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问题，并且没有任何衰退的迹象。“认同”一词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1]而身份认同则是指“人们在个人或集体这两个角度，认为自己是怎样的人，以及这种认识是如何由文化建构而成的”。[2]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受到新左派、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和批评家的关注和青睐，身份认同也由单纯的哲学角度进入到了当今广阔的社会现实领域，与民族、种族、族裔散居、文化、性别和政治等概念相结合，衍生出了民族认同、种族认同、族裔散居混合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性别认同和认同政治等概念。身份认同不但在宽泛的社会文化层面凸显出来，同时它也深刻地影响了文学领域，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身份认同为什么在当今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这个问题是古已有之，还是仅仅是当代人的困惑呢？身份认同的出现不在当代，然而它成为一个问题却是在当代。身份认同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处于危机之中。保罗?吉尔罗伊的影响。英文中identity一词的词根是idem，意为“同一”。故identity的基本含义是指物质、实体在存在上的同一性质或状态。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同一性”概念，在英文中也是用identity来表示的，用来说明思维和存在之间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中既包含着思维与存在的本质，也包含着差异。总的来说，identity一词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界定，纵向，它侧重个体的差异；横向，它侧重群体的同一。在当代文化研究语境中，由于受西方哲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的影响，对identity一词的翻译和使用还存在着比较混乱的局面，交替使用“认同”“身份”、“同一”或“同一性”等词汇。显然，在理论上对identity一词在汉语语境中的翻译和使用进行规范就显得很有必要。我们应该首先要把哲学上使用的identity区分开来。在哲学上，identity的翻译可以统一使用“同一性”，在某些语境中与sameness、oneness这两个概念相当。而在人类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中，则应根据不同情况和语境，分别使用“身份”和“认同”两个概念。[5]当然，我们应当明白的是，identity这个词语所具有的“身份”和“认同”两个概念是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很难截然划出明显界限。本文主要从强调整体概念出发，故将该词所蕴含的两个概念一起表述为“身份认同”。有关身份认同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是：在差异无所不在的语境中，如何看待个体的身份认同？其实质就是身份本身的规定性，即身份是固定不变的、本质论的，是意义的核心，先于并超越文化和政治，可以通过理性把握的，还是流动的、开放的、在社会历史过程中人为地为了特定利益和目的被建构出来的。学界对此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研究》中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身份观。第一种是本质主义的身份观，以“同一性”为前提，认为身份是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可以通过个人意志获得，个人和群体身份都是内在的、本质的和总体性的，强调相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如“加勒比性”和“黑人性”就是这种身份观的产物。霍尔认为，传统的身份认同是整体性、本源性和统一的，其核心就是一种本质主义倾向，为了反对这种倾向，他提出了第二种身份观，主张身份认同的建构主义模式，也就是差异的身份观。这种观点强调差异、断裂、非连续性，认为“文化身份就是认同的时刻，是认同或缝合的不稳定点，而这种认同或缝合是在历史和文化的话语之内进行的。不是本质而是定位”。 　　身份认同从未是单一的、稳定的，它始终处在建构的过程之中。身份认同的未完成性、过程性、开放性和可塑性是其最大特点。当今大多数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都赞同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是处于流动之中，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之中不断变迁的观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想象的共同体”概念，认为“想象的共同体”构成了我们对身份、家园之想象的必要组成部分。克里斯蒂娃研究了语言在塑造民族身份中的作用后指出，对语言之意义的意识，必定存在着一个明确的言说主体，而言说主体又受到立场的支配，因而言说活动总与相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及其危机有关。[7]霍尔则认为，应该把身份认同视为一种生产，永远处于过程之中，是在话语实践中出现的，经由话语实践，内部而不是外部构成的再现。可见，把身份看成流动的、建构的和不断变化的观点，强调差异、断裂、迁移，挑战和质疑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主流。 　　与身份认同研究有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