赃物的善意取得回复透析 .docVIP

赃物的善意取得及回复透析 　　关键词:赃物/善意取得/回复请求权 　　内容提要:犯罪人将侵占的被害人的财物转让给善意受让人之后，司法机关一般不能通过追赃活动追讨。被害人是否有权向善意受让人请求回复其物，关键在于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赃物能否适用善意取得，需要根据犯罪人取得赃物时被害人的主观状态和预测、控制危险的能力作类型化分析。如果某些赃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即被害人可以行使回复请求权，回复其物。法律需要兼顾善意受让人的利益，对被害人回复请求权作适当限制。 　　传统理论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只适用于占有委托物，即无权处分人基于原权利人真实意思而取得占有的物，而不适用于赃物、遗失物等占有脱离物，即无权处分人非基于原权利人意思或者真实意思而取得占有的物。[1]近百年来，德国、瑞士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学界都对“赃物能否善意取得”这一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探索，他们普遍认为，应该在区分“盗赃”和其它赃物的前提下，分别考量赃物的善意取得问题，并在各自民法中对赃物的善意取得问题作了规定。[2]我国《物权法》第107条明确了遗失物不适用善意取得，而没有提及到赃物的善意取得问题。我国立法机关主张，“之所以不规定赃物的善意取得，立法考虑是，对被盗、被抢的财物，所有权人主要通过司法机关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追缴后退回。”[3]然而，司法机关的追赃活动有范围限制，善意受让人取得的赃物一般不能由司法机关追讨。被害人的财物被犯罪人转让给支付了合理对价的第三人之后，究竟谁享有财物的所有权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说仍属于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而这正属于民事法律的基本范畴，我国《物权法》没有对此问题作出规定，难免是一大漏洞，《物权法》的相关解释的制定和未来《物权法》的修订应当对这一问题加以考虑。 　　一、《物权法》规定赃物问题的必要性 　　在刑事犯罪中，因犯罪而产生的法律关系通常涉及到犯罪人和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尤其是在盗窃、抢劫和诈骗等侵占财物型的刑事犯罪中，当犯罪人将赃物移转给第三人占有时，受让人便成为利害关系人。赃物在移转给第三人占有后，其权利归属问题对被害人和第三人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利害关系，二者之间很容易产生权属争议。 　　当受让人明知是赃物而受让时，主观上是恶意的，具有违法性，当然不能取得赃物的所有权，司法机关应当从受让人处追回赃物返并返还给被害人。而当受让人在主观上是善意时，如果受让人是无偿取得的或者没有支付合理对价，则司法机关可以将该赃物追回并退还给被害人，这样一方面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财物权利，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对受害人来说也没什么损害。 　　值得注意的是，当受让人主观上是善意的并且支付了合理的对价时，学界通说及司法实践表明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的追赃行动不得及于这类赃物。而对被害人和支付了合理对价的善意受让人来说，前者根本不愿意无辜丧失自己的财物权利，后者支付合理对价后当然希望取得对财物的所有权，二者之间于是产生了非此即彼的矛盾和冲突。犯罪人向善意受让人转让赃物的行为构成无权处分行为，受让人可能通过如下两种方式取得赃物的所有权：一是继受取得，即犯罪人向善意第三人处分赃物的行为得到被害人的同意或者追认，或者犯罪人后来通过适当方式取得赃物所有权；二是原始取得，即善意受让人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对赃物的所有权。而刑事犯罪中，被害人通常希望追回其物，故善意受让人难以通过继受取得的方式取得对赃物的所有权。善意受让人能否取得赃物的所有权，关键在于赃物能否适用善意取得，这同时也决定了被害人能否向善意受让人主张回复其物。 　　在善意第三人和被害人之间，赃物的权利归属问题，本质上是公民之间的财物关系争议，属于民事法律的调整范畴。笔者认为，“通过司法机关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追缴后退回”这种解释过于牵强。当犯罪人将被害人的财物移转给支付了合理对价的善意第三人后，司法机关的追赃活动不能有效解决赃物的权属问题，作为民事基本法的《物权法》应当对此作出规定。主要有如下理由： 　　第一，刑事法律的根本任务决定其难以有效调整民事法律关系。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其根本任务在于通过用刑罚来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4]刑事法律重点关注如何确定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何正确定罪量刑、如何保证刑罚的有效执行等问题。而我国刑法中有几十种犯罪中都可能涉及到赃物权属争议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民事法律纠纷，刑法不可能对这类问题作出系统规定。被害人能否向受让人主张重新恢复其对财物的圆满支配状态，关键在于善意受让人取得对赃物的占有时，赃物的所有权归谁享有，而这恰恰是民事法律，尤其是物权法应当解决的问题。 　　第二，司法机关的追赃活动一般不及于善意受让人通过支付合理对价取得的赃物，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