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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梁启超的社会启蒙思想 焦润明 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催逼下走上开国道路的。在深重的民族忧患意识的支配下，面对着封建制度腐败和外族欺辱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启蒙思想家们挚着地探索着救国道路，从事着唤起民众、教育民众、建设近代新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其中，梁启超所建构的社会启蒙思想，在近代启蒙思想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他提出近代中国最迫切的启蒙任务，就是在民德、民智、民力三个方面改造国民，使之成为建设近代民族国家的“新民”。在这种理论取向指导下，展开了他的最具独特性的社会启蒙思想。本文试就“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三个方面，论述梁启超的社会启蒙思想。 一、“新民德”的启蒙思想 　　梁启超所建构的新民德启蒙思想的主要内容，即从内在的精神气质方面改造国民的精神面貌，使中国人从习惯于封建专制压迫造成的受治服从、麻木不仁的国民劣根性中挣脱出来，代之以独立、自由、自治、责任的现代国民品质。从这种价值原则出发，他把公德与私德、利己与爱他、独立与合群、权利与义务、自由与服从等五对道德范畴在参照西方资产阶级社会道德准则的前提下，将其改造成为适合中国国民的、具有中国文化独特性的国民新道德。 　　关于公德与私德。梁启超认为：“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1]。私德是对个人而言的。如慎独、廉耻、忠实等等，而公德则是个人对于“群”体而言的。即有利于个体的德性是为私德，有利于群体的德性是为公德。公德和私德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品德。梁氏把它们都放在几乎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来认识，一方面，他强调：“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2]。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交涉缺乏忠实、笃信，那么希望这个人对团体也忠实、笃信，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梁氏又强调公德的重要性。他说：“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洁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3]。公德、私德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离开哪个方面都不能成立。他认为道德起于人与人的交往，无论是与少数人交涉还是与多数人交涉，无论是与私人交涉，还是与公家交涉，其客体虽然不同，但其主体都是相同的。它是由于主体与其交涉的客体的不同，从而导致道德行为上的微妙差异即公德与私德的差异，不过作为其道德判断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凡是“有赞于公安公益者”，就可以称之为有德；凡是“有戕于公安公益者”，就可以认为是“无德”。从而，突出了主体道德品质对于群的重要意义。 　　梁启超以他从事启蒙活动的需要出发，鉴于近代中国的社会现状，再三强调培养人民的公德意识是最为迫切的任务：“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4]。梁氏认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私德”已过于发达，而人们的公德观念却很淡薄。其主要原因是封建旧道德的毒害。他强调，个人生活在群体之中，既然享受其所在群体的权利，就需有为其所在群体应尽的义务，假若不这样，那就“直为群之蠹而已[5]。他批判束身寡过主义的“吾虽无益于群，亦无害于群”的观点是非常有害的。他认为，群有益于我，而我无益于群，就是逃避对群的责任。假若人人都只想享受群体的权利而逃避对群的责任，那么这个群也就难以成立了。所以他说：“今吾中国所以日即衰落者，岂有他哉？束身寡过之善士太多，享权利而不尽义务，人人视其所负于群者如无有焉。人虽多，曾不能为群之利，而反为群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6]这里，梁氏提出了公德是否具备与国家能否强盛的关系，即衡量公德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凡“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万千条理即由是生焉[7]，正因为这样，他主张应考察世界的形势，“静思吾族之所宜”，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8]。进而达到“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9]的目的。由此可见，梁启超提倡公德完全是出于培养符合资产阶级道德规范的“新民”需要，并把公德看成是强国之本，看成是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道德动力源泉。 　　关于利己与爱他。梁启超认为，利己就是“为我”[10]。他断言利己是人类自立、进步与繁荣的前提。“天下道德法律”的建立是从利己中确立起来的；人类摆脱野蛮而“倡自贵知类之义”，靠的是“利己”；人类之所以能主宰世界，靠的是“利己”；“对于他族而倡爱国保种主义”，“国民之所以能进步繁荣者”[11]，靠的都是“利己”。他说，如果人们无利己思想，那么就会放弃自己的权利，抛弃自己的责任，最后连自己也不能独立，“彼芸芸万类，平等竟存于天演界中，其能利己者必优而胜，其不能利己者必劣而败，此实有生之公例矣”[12]。人人利己，社会才能竞争，才能保卫自己的权利。人人自强，国家才能强盛．梁启超对利己的论述，肯定了追求个人利益的合理性。中国传统的道德观重“义”而轻“利”，因而把人对私利的追求贬为“小人”之“末德”。梁启超则一反其说，大胆地指出“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