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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学派的政策主张 他们提出了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主张。 施穆勒社会改良主义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中间阶层 。 瓦格纳，A. 生平和著作 他曾就学于都柏林、慕尼黑、格丁根、海德堡和柏林大学。 1871～1872年发表了《现代工会》。1872年参加筹备社会政策学会的成立，1872年任布雷斯劳大学副教授，1882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1889年转至莱比锡大学，1891年又转到慕尼黑大学任教授，讲授经济学、经济史及财政学，直至退休。 他的主要著作还有 《历史中的经济人》（1923）、 《英国经济发展史》（3卷，1927～1929）、 《劳动时间、工资与生产的关系》（1876）等。 国民经济组织思想 瓦格纳将国民经济划分为三类组织： ①营利性经济组织； ②慈善性经济组织； ③强制的共同经济组织。 其中强制的共同经济组织位于个别经济组织之上，它必须保障历史所赋予国家的历史任务得以完成。 他认为国家经费是生产性的，它将转移到国民每年生产的总值中。 累进税制 他提出累进税制，主张“国家经费膨胀的法则”。他强调国家救助是社会改良的主要支柱。 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排除工人阶级的参加，主张“先上层，后下层”，认为工人阶级是国家社会主义政策的受益者。 他认为社会政策只不过是消除分配中的弊害。他不承认自己仅仅是“讲坛社会主义者”，而自认为是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的门徒，是国家社会主义者。 瓦格纳的政策主张并没有超过改良主义的经济政策范围。 一方面，他主张一些工业国有化。如国家经营若干公用事业如铁路、交通、矿山、河流等等； 另一方面，他主张国家通过若干立法，利用财政、赋税以制裁私有经济、调节劳资关系。 1881年以后，德国推行了一系列有关劳动问题的法案和企业国有化的改良措施。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德国的社会立法和企业国有化程度远远超过其他欧洲国家。 瓦格纳将他的改良主义称为“国家社会主义”。他说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个特种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在理论和应用上他处于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调和地位。 他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原则上应该限制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干涉私有经济。但不主张以集体经济代替私有经济，而是在有利的条件下对其进行改革。 历史学派的解体 社会背景：从1890年俾斯麦下台和取消反社会主义者的“非常法”后，新历史学派存在的基础就开始动摇。进入了衰退和解体的过程。 理论原因：奥地利门格尔对施莫勒方法论的批判，还有新历史学派内部韦伯和桑巴特的自我批评。 1883年奥地利经济学家C.门格尔发表《关于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批判历史学派不能区别理论科学、历史科学和政策实践的关系，将经济现象的历史记述和经济理论的历史性相混淆，在方法论上缺乏理论分析和抽象，陷入了世俗的经验主义，因此缺乏“精密的方法”，放弃对“精密法则”的研究。门格尔强调理论经济学正像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一样，主张理论是经济学的中心，而历史只不过是它的辅助。施穆勒立即在《施穆勒年鉴》上发表了反批判文章《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1883），接着门格尔又针对施穆勒的文章，发表了《德国国民经济学中历史主义的谬误》（1884），施穆勒不予回答。他们二人之间的争论虽然就此结束，但在双方门下弟子之间却持续了20多年，学说史上称之为“方法论论争”。从此以后，历史学派逐渐衰落解体，而完成这解体过程的还有待于历史学派内部韦贝尔的批判，即所谓“价值判断论争”。  韦贝尔1904年发表了《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批判施穆勒将伦理道德和经济借科学的名义混合在一起，用道德和法律来挽救经济生活中由于利己心所带来的弊端，这是在科学中渗进了“价值判断”。他主张在社会科学中应该将经验的认识与价值判断加以区分，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任务在于寻求客观真理。至于希图发现理想和规范，为实践寻求对策，这属于主观的“价值判断”问题，这里有无数的不同的价值观在斗争，只有让人们自由去选择和评价处于“诸神斗争”中的各种价值。这即是韦贝尔所提出的“价值的自由性”。他还提出“理念型”作为社会科学方法的基本概念，认为用这个基本概念和方法可以保持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的自由性”。施穆勒在1911年《国家科学辞典》第八卷中，进行了反驳，施穆勒认为各种对立的价值判断是阶级利害对立的表现，而历史的最终目的在于协调、统一在“共同福利”这一理想上，按照这个理想可以对各种价值判断作出共同评价。韦贝尔把这种主张讥笑为“伦理的进化论”，平庸之至。桑巴特、布伦塔诺等都支持韦贝尔的主张，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1902）一书中，则运用他自己的发生论的、体系论的方法研究经济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出现了空前的通货膨胀，历史学派缺乏理论，束手无策，许多经济学家都纷纷脱离历史学派，历史学派终于解体。德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