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大学法检视大学辅导学生自治事务的定位许育典.PDF

由新大學法檢視大學輔導學生自治事務的定位 許育典、盧浩平 壹、前言 大學生不僅是大學的使用者，更是與教員及職員，同為大學的組成成員的一 份子。早在 1987 年，立法院舉行一系列的有關大學法修正的聽證會，大學學生 自治問題就是重點之一（林時機，1991 ：93-145 ）。2005 年 12 月28 日，總統公 布了修正的新大學法，新法在第33 條第 1 項的規定中，明定學生代表參與校務 會議的權利，並保障其比例不得低於校務會議成員總額的 10 分之 1 。這使得大 學自治的全貌更形完整，讓所有成員都能直接或間接參與校務運作，並形成公共 意見的交流。而在大學法第33 條第2 項的規定，更進一步著眼於學生自治組織， 明定「大學應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 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則把學生自治的理念「法制化」成為法 律明文。這裡的「法制化」意味著，學生會不再是學生利益的中介團體（蔡德欽， 2003 ：47-49 ），但其與學校之間的相對法律關係，在大學法上仍然處於曖昧不明 的狀態。二者之間，要找到明確的法律定位，首先必須尋找學生自治的法制化根 本，即學生自治的憲法根據基礎，以及探求大學學生自治組織的法律性質，以建 立大法學第33 條第3 項強制規定的合憲性依據。如此一來，才能為大學在學生 自治事務上所扮演的角色與定位，提供明確的合法性基礎。 貳、大學學生自治的憲法基礎 大學，誠如大學法第 1 條所言：「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 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在這裡揭示大學的雙重任務：一方面為學術 服務，再方面也是教育的機關。這兩個任務，是否會在學生自治上產生衝突，以 及如何調和，都是必須加以探討的問題。所以在探求大學學生自治憲法基礎的過 程中，教育基本權與學術自由都是可能的選項。因此，以下先說明教育基本權與 學術自由的內容，以利接續比對吻合大學學生自治意涵的部分，確定學習自由為 其歸屬。 一、教育基本權 學習是人的自然潛能。透過學習，人能以自我實現的方式去開展自我，而在 開展自我的過程中，進一步去學習，此即人的自我實現與學習之間的「雙向式的 因果互動」（Hsu, 2000: 49 ）。而教育基本權所要保障的核心，就人的自我實現與 學習之間這種雙向式因果互動的自由空間，以及它的具體實踐。在這裡要辨別的 是，學習只是教育的方法，並非教育的目的（許育典，2005a ：13）。教育基本權 的保障範圍，並沒有加以區分的必要──無論是體制內或體制外、國民教育或是 374 大學教育，都應該是教育基本權的保障範圍，且各個領域與階段，在受保障的程 度上，並沒有差別。也就是說，只要是在國家財政的許可下，教育基本權的保障 應該是從出生到死亡的。 然而，在我國憲法的基本權目錄規定中，跟教育有關的卻有兩條：第21 條 與第 11 條。如果從條文內容來看，第21 條是最接近教育基本權的保障規定，但 其範圍卻僅侷限於「國民教育」。所謂的「國民教育」，由於國民教育法第2 條第 1 項所稱受教年齡，指的是 6 歲至 15 歲規定，所以在我國，目前是指國民中小 學階段（法治斌、董保城，2004 ：273-274 ；許育典，2002a ：124-126）。到這裡 可以發現，在我國憲法中，並不存在一個獨立而統一的教育基本權。不過，既然 教育基本權的核心是人的自我實現，則這樣的進程會在人的生命中不斷地運作， 從出生到死亡。在法制上，德國也有類似的情形。該國基本法中也未明文規定教 育基本權，而只有父母對於子女的教育權（第6 條第2 項）與學校事務的規定（第 7 條）。當然部分的原因是因為在德國，教育事務為各邦的事務，所以只要在各 邦的憲法中規定人民的教育權即可 （基本法第30 條與第 142 條）。但即便如此， 德國學者一般認為，即便基本法有未明文規範教育基本權的問題存在，但仍可從 基本法第2 條第 1 項與第 12 條第 1 項予以導出（Glotz 、Faber, 1994 ）。前者規定： 「每個人都有人格自由開展的權利，只要他不侵犯他人的權利以及不違反合憲的 秩序或違反道德法則」；後者規定：「所有的德國人都有自由選擇職業、工作場所 以及訓練場所的權利」 德國法上的觀點，可以提供給同樣欠缺教育基本權規定的我國借鏡。不同的 是，我國已經有憲法第21 條：「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這樣的規定， 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