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福利研究的一个正式的参考组理论：幸福收入之谜的一.docVIP

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理论与实证* * 作者感谢曹晓勇、甘犁、黄有光、秦承中、周林、R. Easterlin、John Helliwell、 Erzo F.P. Luttmer、Tapan Mitra、 Andrew Oswald等人的有益评论和建议，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表示同时也对美国德州农工大学民营企业研究中心的资助，以及汪伟对文章的写作所提供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美国德州AM大学经济系 杨立岩 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系 摘 要 “幸福——收入之谜或悖论”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本文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模型，在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从而将幸福经济学整合到主流经济学中来。该模型同时考虑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的基本思想统一起来，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雷托最优标准和个人自利性假设下，探讨了幸福——收入悖论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我们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导致帕雷托无效的配置结果。因此，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应当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这些非物质需要包括心理满足感、家庭生活质量、健康水平、生态环境、基本人权等。这个结论对当前中国想要进行的和谐社会的构建非常重要。我们的理论结果也表明了重视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性，否则人们会由于自己收入相对过少，导致个体幸福度下降，从而导致社会福利下降。 关键词：幸福 经济增长 相对收入效应 非收入因素 帕雷托有效 文献分类号：D61，D62，H23 一、引言 商品生产和政府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国民的幸福。在经济学中，幸福(Happiness)被定义为效用(Utility)，在心理学中幸福被看作主观福利（Subjective Well-Being，简记为SWB）。经济学家往往倾向于简化假设，将收入当作决定效用的唯一变量。在标准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模型中，个人的效用被假定只是依赖于他自己的消费。这样，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增加收入能够使消费者获得更高的效用，从而追求个人利益会增加社会福利。因而，收入水平的高低被视作间接度量福利水平高低的一个主要指标，所有提高社会福利和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最后都会归结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与之相反，心理学家倾向于直接测度主观福利。最流行的方法是进行大样本调查。例如，世界价值普查（World Values Survey，简记为WVS）向被调查者提问如下问题：“综合考虑所有因素，你如何评价这段时期的生活状况？”，回答者可以从1（不满意）到10（满意）这十个数字中选择答案来评估其生活满意度。 然而，对SWB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几乎不能提高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这意味着我们应当反思现代经济学中的标准经济理论及其政策涵义。Carol Graham (2005，p.4)将相关经验研究结论总结如下：“大多数幸福研究文献发现，在一国内部，从平均水平来看，富人的幸福水平高于穷人，同时跨国和跨时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增加和平均幸福水平几乎不相关或即使相关也很小。平均来看，富国（作为一个群体）比穷国（作为一个群体）更幸福；幸福水平似乎随着收入上升到一个点，但不会超过这个点。然而即使是在幸福水平较低、较穷的国家，也不存在平均收入水平和平均幸福水平的明显相关性，这表明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包括文化特征”。 总的来说，这一现象即“幸福——收入之谜”：当国家变得更富有时，人们的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由于经济学家Easterlin最早研究这一现象，所以“幸福——收入之谜”又被称作Easterlin悖论。Easterlin悖论已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很多发达国家出现，它同样开始适用于中国：“1980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4％的高速度增长，在东亚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而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呈现出与GDP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根据荷兰Eramus大学的RuutVeenhov教授对中国３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 (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数据表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 转自：陈统奎、刘 劭，2005 “从GDP到GNH：中国经济增长但人民并不幸福”，《新民周刊》第41期。中国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