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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论视角下的档案资源建设与档案文化传播 【摘要】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促进了档案文化传播的繁荣，同时也促使档案资源建设领域产生变革。档案文化传播与档案资源建设相辅相成，“动态互动”。档案文化传播依赖于档案资源的积累，档案资源的建设也需要以档案文化传播为镜来进一步反思其内核、结构、类型等要素。本文结合“社会互动论”的理论视角，窥视档案资源建设和档案文化传播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实现。 【关键词】互动论；档案资源；档案文化；档案传播 在“社会互动论”中，“社会互动”被解释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背景下，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等在心理、行为上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在微观社会学层面，“社会互动论”又被称为“符号互动论”，其核心主张是“动态互动”。档案文化传播与档案资源建设之间的关系，应是互动共生，相辅相成。因而，在倡导加强档案资源建设的同时强调档案中的文化资源开发与传播，实为基于“互动”的统一性战略思考。档案文化传播依赖于档案资源的积累，同时也能进一步促进档案资源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而档案资源建设也需要以档案文化传播为镜来进一步反思其内核、结构、类型等要素。 一、以“文化价值”为内核的档案资源建设 （一）档案资源建设的结构与趋势。档案的资源结构本已十分复杂，近年来，伴随信息时代的跨界与融合，又有越来越多的资源进入档案视域。从档案资源建设主体维度，可将档案资源分为国家档案资源和社会档案资源；从档案资源建设类型维度，可将档案资源分为行政-司法档案资源（包括公文档案资源、民生档案资源等）和社会-文化档案资源（包括口述档案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名人档案资源等）；从档案资源建设地域维度，可将档案资源分为城市档案资源和乡村档案资源；从档案资源建设介质维度，可将档案资源分为实体档案资源和数字化档案资源。在我国，国家档案资源概念由国家档案局原局长毛福民在2002年提出。后有学者提出了社会档案资源的概念，即“由社会组织、家族家庭或公民个体形成、所有并管理”，并认为社会档案资源“区别于国家档案资源，倾向于公民个体个性化档案服务的新型档案资源，具有明显的服务性、开放性和社会性”。这与国际档案界积极倡导的社会-文化档案资源建设理念相一致。近几十年来，西方档案界从强调档案的司法-行政属性逐渐转向重视档案的社会-文化属性，尤其注重档案文化资源的建设和档案的社会公众教育功能。按照“符号互动论”的观点，人们采取行动，或者对别人的行动做出回应，或者以共有和交互的方式行动。社会互动构成了人类存在的主要部分。文化是人们在交流中创造的，但人类互动的形式又来自于对文化的共享。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而这些成果又必须通过档案的记录和保存得以传承。因此，笔者认为未来口述档案、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名人档案等社会-文化资源将成为我国档案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档案的官方文化回归到社会记录的本质上来，突显档案资源的“文化价值”。 （二）档案资源建设的“文化价值”内涵。国外学者U?O?A?埃思认为：保存档案，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档案对产生它们的国家的文化价值，档案是人民的文化财富，在文化领域上占据一定的位置。从文化角度出发，一个国家的档案是研究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和发展的最重要的信息资源。档案资源建设围绕“文化价值”内核，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档案资源收集的具体实践缺乏统一性的问题，澄清关于档案本质属性及其对社会价值的模糊与混乱认知。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米德认为，人类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意义的影响，并且多数文化意义是象征性的。人类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学习由社会建构并由大家共享的象征意义。人类互动是基于有意义的符号之上的一种行动过程。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档案资源建设的“文化价值”内涵就包括文化的各项构成要素，符号、价值观、规范、约制和物质文化等。符号是指一群人所认可的有意义地表达其自身之外的事物的东西，有语言、文字、校徽、旗帜等。如上海市教委通过建立上海话语音档案，把上海话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价值观是一个社会中人们所共同持有的关于如何区分对与错、好与坏、违背意愿或符合意愿的观念。价值观可从民间传说、艺术、娱乐及其他媒介得到体现。如我国中央档案馆等7家单位共同整理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入世界记忆名录，这些档案体现了人们热爱和平、珍惜生命的价值观。规范是人们在特定环境下被要求如何行动、如何思考、如何体验的期望。规范包括社会习俗、民德和法律。如云南省曲靖市为记录和保护“刘兴帮把式舞”“彝山上的弦音”等特色习俗，专门建立“曲靖市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影像档案”。约制是人们被迫遵从社会文化，或者说以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行动。如各级各类档案馆都将部门工作条例、规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