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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对消费行为的研究 　　 　　【作 者】李通屏/王金营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力资本和消费者行为理论在经济研究中大放异彩。舒尔茨(T. W. Schultz)、贝克尔(G. S. Becker)、明瑟(J. Mincer)等创建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罗默(P. Romer)、卢卡斯(R. Lucas)等进行了进一步发展，并用以解释技术进步、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原有边界而扩展到整个社会科学和政策领域。杜森贝里(J. S. Duesenberry)、弗里德曼(M. Friedman)、莫迪利亚尼(F. Modigliani)、托宾(J. Tobin)等因消费者行为方面的杰出贡献而折桂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人力资本投资和消费者行为的联系仍是需要加强的研究工作。贝克尔在时间配置理论中虽然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消费和劳动参与的分析框架，但相对于收入效应和增长效应的研究而言，人力资本研究由于忽视消费而不断地遭到抨击（贝克尔，1976）。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的一些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主张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解决内需不足问题，并据此产生了一些政策实践。居民用于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消费需求的增加并不显著，投资率持续走高，消费率持续下降。由此使得人力资本因素纳入消费者行为的分析框架，成为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本文以农村为例，试图对我国高人力资本投资和低消费并存的现象进行解释，并试图说明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带来即期消费增长的条件及其政策含义。文中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指居民用来增加人力资本的支出，主要包括教育投资、健康投资和迁移投资，分别由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等支出反映。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中扣除政府消费的部分。一般包括食品、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居住和杂项商品与服务等各项用于生活消费的支出。居民消费行为，用消费倾向、消费支出结构等反映，文中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有特殊说明者除外）。 　　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消费者行为的机制 　　消费者行为的分析框架自凯恩斯以来得到很大发展。从最初刻画短视消费者的绝对收入假说转向刻画前瞻性消费者的跨时消费理论，跨时消费理论也主要由最初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转向预防性储蓄假说，研究焦点从确定性消费行为转向不确定性消费行为，效用函数从二次型发展到了边际效用函数为凸函数，并在预防性储蓄理论中刻画不确定性因素风险。在我国，宋铮(1999)整理了1985- 1997年的时序资料，以城市居民的收入标准差和居民收入为解释变量，对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的年增加值进行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居民收入标准差对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的年增加值有显著影响，并由此断言，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是1985-1997年中国居民进行储蓄的主要原因。龙志和和周浩明(2000)利用Dynan(1993)发展出来的理论框架，估计出1991- 199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得出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的结论。施建淮和朱海婷对35个大中城市1999-2003年月度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城市居民的储蓄行为中确实存在预防性动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当前消费产生了负面影响。孟昕 (2001)、孙凤(2002)、罗楚亮(2006)等针对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也同样显示，不确定性对我国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万广华等(2003)运用大样本农户调查资料，构建了转型经济中对各种类型变量（如劳动人口负担程度、税费负担、受教育年限等 16个变量）均有所考虑的储蓄模型，发现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工业化等对储蓄率的上升贡献很大，而教育对储蓄的影响很弱，且表现为两个相反的方面。田岗(2004)、杭斌和申春兰(2005)、周建(2005)研究了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田岗认为，在风险预期高的状态下，本着风险厌恶的前提，为养家糊口、子女教育、娶妻生子、自己养老等，农村居民不得不抑制消费，进行储蓄。杭斌和申春兰认为，1997年以来，农村服务项目费用飞涨以及农产品生产价格持续下滑是农户预防性储蓄骤然增加、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重要原因。其中，教育、医疗支出价格上涨对消费的负影响远远大于农产品价格下跌带来的负效应。周建的研究也同样注意到教育、医疗体制的改革对农民经济安全的冲击和对现期消费的制约，强调完善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农民经济安全感的重大意义。但整个来说，对来自支出不确定性（如教育、医疗保健支出）对消费影响的经验研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已使教育和医疗等人力资本投资成为中国居民不确定性最大的支出项目之一（李通屏，2005）。因此，对人力资本和消费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