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费改税”制度经济学分析_0.docVIP

我国“费改税”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内容 提要： 我国 农村 税费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这个制度变迁的进程取决于其参与者的态度和力量对比。在“费改税”制度变迁过程中，一共有三类主体参与，分别是农民、基层干部和政府高层，其中农民和政府高层是支持者，基层干部是反对者。但是，基层干部又是“费改税”各项具体措施的具体执行者，因此这个群体对“费改税”制度变迁过程的 影响 力比较大，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我国“费改税”举步维艰。要想减小“费改税”的阻力，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就要有互补制度——行政体制的变迁过程同时发生。 　　从制度 经济 学的角度来看，“费改税”属于一种制度变迁，因此可以利用制度经济学的 分析 工具来探讨这个 问题 。我们运用有关制度变迁的两个假说，即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和制度互补假说。前者是说，制度变迁是在多元主体的合力作用下发生的，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的主体对制度变迁持有不同的态度，发挥不同的作用，对制度变迁产生不同的影响力；后者是指，制度变迁不仅仅是单独一项制度的变迁，而是一系列制度的变迁，只有这样，制度变迁才会降低变迁成本，发挥最大的潜力。我们准备利用这两个假说来分析我国“费改税”问题。　 　　　　一、“费改税”：多元主体博弈　 　　从角色来看，“费改税”制度变迁过程中，支持者是农民和政府高层，反对者是基层干部。 　　（二）各参与主体的影响力及博弈过程 　　农民人数众多，其整体力量不可忽视。不过，由于农民数量较多，这一利益团体内部的协商成本较大，搭便车行为比较严重。再加上 中国 农民比较多的接受了儒家文化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性思想，从而使得这一团体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中国农民较少会想到通过 政治 渠道来为自己谋求利益，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允许，农民较多的做法就是上访、写群众意见信，以期待当政者重视自己的处境，有少数的农民则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走向绝路。②基层干部是直接执行各项有关费改税措施的主体，因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会对“费改税”的进程和成效有很大的影响。政府高层的力量更是强大的，在“费改税”的初始阶段，对费改税的进程和效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③在“费改税”的过程中会出现基层干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现象，也就是说，在政府高层决定费改税以前，基层干部会隐藏有关农民负担情况的信息，尽量使得政府高层不作出“费改税”的决定，一旦政府高层决定进行费改税后，基层干部便采取阳奉阴违的方式来扭曲“费改税”的过程。因此，在这三者之间的一般博弈过程应该是，当农民的税费负担足够大的时候，农民会采取上访、写信、以死抗争的手段引起政府高层的重视，此时基层政府没有办法再来隐瞒农民负担的真实情况，政府高层就会决定进行“费改税”，在“费改税”的初始阶段，政府高层会将较多的精力放在“费改税”上，基层干部在政府高层的强大压力下会表现出配合的姿态来，一旦政府高层有所懈怠，基层干部便会阳奉阴违，或者采取向上汇报等手段改变政府高层的认识，给费改税的进程造成阻力。只要农民的负担不是大到足够大的程度，中国广大农民对这一现象也是逆来顺受，当农民的税费负担又达到没有进行“费改税”前的程度的时候，农民上访、以死抗争的情况又多起来，基层干部无法再隐瞒农民的负担情况，这就又引起了政府高层的重视，从而又开始下一轮的税费改革。这种往复循环的状况可谓对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真实描述，中央政府三番五次地发布有关农民减负文件可以看作是每次循环的起始标志。安徽省“费改税”的试点情况也可以证实这一结论。安徽省试点改革切实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可以从表2中看出来。 　　但是，安徽省“费改税”试点改革使得乡镇和自然村等基层组织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影响其正常运转。“费改税”后每个自然村基层组织收入平均减少万元，比改革前平均减少63%，年均收入只有万元，而一般村的最低开支为万元，用来支付村级干部的工资和五保户的补助，即“吃饭”部分，基本没有任何建设资金，村级财政难有作为。此外，取消 教育 集资之后，农村教育投资建设资金难有着落，取消“两工”后，农村水利建设组织困难，使得农村村级组织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村级干部普遍感到工作难做，都有情绪。因此可以说，基层干部是这次税费改革的利益受损者，他们自内心里对费改税就有抵触情绪。安徽省“费改税”试点之所以在起初阶段取得了成效，就是因为政府高层的重视起了关键作用。在安徽试点中，成立了全省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由省委书记亲自挂帅，任组长，省长任副组长，并且从有关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省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全省各地市、县和乡镇组建相应的机构，从而将“费改税”工作置于超常强化的领导之下。在这种超常压力之下，基层干部为了个人前途着想不会顶风行事，只有配合政府高层的工作。但是，一旦省政府放松督促，将工作重点转移，基层干部便会花样百出，想方设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