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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流行音乐-知识分子 内容摘要：这是一篇讨论大陆当今第一大媒体中央电视台与后文革时期社会文 化关系的论文。中央电视台于1984年邀请台湾歌手奚秀兰与香港歌手张明明参加了当 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表明中国共产党认可了流行音乐合 法的地位；显示作为党的喉舌的电视台和电台等等，在非政治中心领域由宣传功能向 商业化的大众媒介的传播功能转变；开启了中国当代四种文化，即势文化、欲文化、 器文化与道文化格局形成的历史，正是在此格局中，道文化的担当者知识分子开始发 生分化与蜕变。 关 键 词：大众媒介、势文化、欲文化、器文化、道文化 中国自二十世纪初 “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价值实践以来，中国现代社会一步一 步地走向了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境地，这种世俗化和庸俗化之 “新文化”显然是二十 世纪初那个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所没有意料到的，甚至可以说恰恰与其标榜的价值相 反。而促进或者说加速这个相反历史过程的正是那些电视台、电台和电影发行放映公 司等在西方文化中被称为 “大众传媒”的东西。 中国的媒体自1949年以来，一直作为 “喉舌”在发挥它的社会职能，即宣传 （Propagandizing），而不是西方大众传播学(Masscommunication)意义上的传播 （Communicating）。但是，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央电视台的作用开始有了一些变 化，当然，这种变化主要是在 “非政治中心”区域，如，流行音乐，正是在这个区 域，中央电视台开始发挥真正意义上的 “媒体”的传播职能。于是，流行音乐，其题 材所蕴含的世俗价值观念，其音乐旋律和表演所代表的扭曲的审美趣味，即被柏拉图 称之为 “剧场政体”(Theatrocracy)的那种以接受者的快感作为判断标准的音乐活动 开始普及蔓延开来，这种世俗文化的蔓延开始于1984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因 为，这一届首次邀请了台湾歌手奚秀兰和香港张明敏，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官方允 认这样一种充分世俗化价值的音乐可以在 “喉舌”的功能之外自由地发展。特别是同 年，继中央电视台《九州岛方圆》栏目开播之后，凡是有晚会演出，必有流行音乐， 遂 “综艺电视晚会”这一新的表演形式（栏目），和“电视晚会歌手”这一新的人物 登场，各地电视台纷纷效仿，传统的那种剧场演出方式、那种审美的 “静观”的欣赏 方式开始式微（当时的全国几乎所有演出团体处在 “大演大赔，小演小赔，不演不 赔”的境况）。 同时，原来那种在 “抒情歌曲”和 “轻音乐”旗号下的 “准”流行音乐亦开始在 音乐评论人的笔下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原来被口诛笔伐的对象，变成一种探讨其如何 正确对待，如何谋其发展的事物。自那以后，具有中国特色的流行音乐活动方式，如 “扒带子”、 “走穴”、 “粤语崇拜”、 “追星族”诸现象纷纷涌现出来。与此同 时，类似于被柏拉图称为 “贤哲政体”(Aristocracy)的Artmusic在刚刚冲破 “文艺 为政治服务”的藩篱之后，却又遭受世俗音乐的强烈冲击，被迫偏于一隅，处于奄奄 一息的边缘状态，这在中国，即一个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是一个特别有意味的 现象：在以政治为中心的时期，艺术音乐要么是一个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要么遭受统 治意识形态的批判；在经济改革开放的时候，却又被大众流放。至今我们可看到，艺 术音乐在中国仍只在北京、上海、广州几个有限的城市有生存的条件，全国绝大多数 人的音乐生活仍旧是流行音乐 （即使那些艺术院校里的学生同样有自己所崇拜的歌 星，很多人在学习其专业的同时仍热衷于流行音乐），各种媒介里流行音乐仍旧是主 流，并且节目主持人的风格仍以模仿港台的为尚：艳女奶男，忸怩作态。 这一切，始作俑者就是中央电视台——当然，由于CCTV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工 具，在这方面，虽然它本身走得并不远，但是，目前我们从其它电视台看到的那种风 格的形成，却是通过中央电视台开启的这段历史的必然现象。另外，上述关于中国流 行音乐生活现象的描述并不表明我反对市井百姓的通俗音乐生活，相反，在这个问题 上，我倒认为采取亚里斯多德音乐美学看待当前流行音乐似乎比较柏拉图的更为合乎 社会生活的实情。柏拉图所作的工作是强调通过立法用音乐的 “贤哲政体”彻底取代 “剧场政体”，即认为 “音乐的理性”作为人一生美德的唯一内在保障是音乐美的判 断的唯一标准，平常百姓或乌合之众那种基于其快感的狂喊乱叫声作为标准的音乐生 活必须坚决否定掉。他说，这就象法官作判断一样，他并不是听取观众的意见，而是 他那受过训练的具有正义的心灵。因此，他将音乐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