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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需要“四化”管理 摘要：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现状及其在收入水平、技能培训、社会准入与权力意识四个方面的特征，分析了这一群体幸福感缺失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需要做到“产业现代化、员工知识化、社会开放化和制度完善化”的“四化”管理。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幸福感 　　 　　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陆续进入城市，目前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数量超过一亿人。他们对职业的期望值更高，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享受物质与精神双重文明。然而在“渴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让他们感到迷惘、彷徨、焦虑和不安。深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分析影响其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对构建和谐社会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与特征 　　全国总工会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他们追求个人进步、职业发展，渴望融入城市，而现实中，他们承担着繁重的劳动，领着不足以支撑他们在城市“落地生根”的微薄工资，生活在困惑、迷茫甚至对抗的情绪中。 　　1、收入水平低，劳动强度大。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没有任何社会资源，只能凭有限的文化和技能在制造、加工、服务等技术要求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打工。这类企业往往通过降低人力成本、增加劳动工时等手段来获取利润，基本工资水平定得很低，农民工“要想多挣钱，就得多加班”。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的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时间。深圳市总工会在对深圳这一新生代农民工主要聚集地深入调查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仅元，收入在1800元以上的只占%。严重用工超时和薪酬过低对农民工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2、职业培训的需求逐渐增多。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对“知识改变命运”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逐渐意识到知识与技能带来的劳动力价值远远比体力价值更高。在市场竞争愈发激烈、新生代渴望改变低收入、高强度工作现状的双重压力下，参加职业培训，掌握一门甚至更多职业技能的愿望十分迫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观已从老一代的“有工就打、有活就干”转变为现在的“学技术、重发展”，从而有资本选择一份劳动强度适中，工作环境好且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工作。 　　3、融入社会的愿望愈加强烈。据调查显示，尽管目前城市的管理、服务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但超过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愿在城市留下来，%的希望一直留在城市参与城市建设和分享城市发展成果。他们渴望得到城市的认可，渴望“市民”身份及社会融合。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长子中所说，“尽管城市社会对于农民工经济接纳、社会拒入，但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因制度性障碍和城市社会的拒入而放弃市民化意愿，相反，他们积极地表现出自身的主观诉求，以期早日融入城市社会，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　 　　4、权利意识不断提升。随着报纸、网络等信息传递工具的全面普及，新生代农民工获取信息的能力更强了。快速传播的信息、多元化的社会思潮使他们的权利意识、自我意识不断提升。他们愈发渴望获得尊严和社会地位，希望能在企业经营、社会发展、公共政策等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务中享有话语权。据一份在深圳东莞塘厦镇的调查显示，%的人认为政府应该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不受损害，%的人有加入工会的愿望。显然，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让企业、媒体、政府机构和人民大众听见自己的声音。一旦他们的声音不被重视，“用脚投票”就成为他们主张自己权利最为便捷的手段，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正是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不断提升的写照。 　　二、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缺失原因分析 　　国家统计局推出“幸福感”这一软性指标用来考察人们生活质量的高低和社会发展程度。幸福感度量要素主要包括生活与职业状况、居住环境、人际关系、社会认可度、身心健康、经济社会发展、对未来的预期等方面的内容。新生代农民工渴望有质量的生活，而现实中却是工作强度大、劳动报酬低；他们渴望接受技能培训从而获得职业发展，而现实中他们能接受再教育的机会微乎其微；他们渴望融入城市，而现实中城市对他们抱有不同程度的歧视；他们渴望维护和主张自己的权利，而现实仅仅只给了他们谋生的机会，政治权利无从谈起，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　 　　1、农民工追求提高收入与企业追求压低人力成本的矛盾。生活与职业状况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一项重要因素。当收入不能满足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时，幸福感就会降低。处于转型期焦虑中的中国，许多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能赢得世界市场的订单、获得高额利润要归功于劳动力成本的低廉。这些企业使用大量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农民工往往被看成流水线上的“工具”。如今，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