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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食学生权利的恶习不能代代相传 ——从上海交大博士生怒炒博导说起 《南方都市报》2004年 ● 笑蜀 　　近日报载，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66岁的博导王永成教授被自己的九名博士研究生“逼宫”罢黜。一个名牌高校的博导何以被自己的博士研究生集体罢黜？接受记者采访的博士研究生答称：“王教授让我们长时间为他的公司做项目，而疏于对学生研究学业的指导。” 　　学生为导师做项目，原本是国际惯例。国外大学一般是博导自己争取课题经费，经费到手再招博士生，让博士生到自己的实验室共同做课题。这本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无须大惊小怪。但为什么上海交大博士生竟然要为此把自己的导师炒掉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问题就在于，同样是让学生为导师做项目，在人家那里是合理合法的，光明正大的。而如果上海交大九名博士生申述的理由属实，其导师的所作所为，就令人不敢恭维了。至少这样几个环节需要质疑： 第一，在国家投入的教学办公室开办属于私人所有的纳讯公司，这是否有挪用国有资产之嫌？ 第二，“记者从可靠渠道获取的信息表明，纳讯公司的获利完全依赖于王永成的经营打理，它的业务几乎都直接来源于王永成教授向国家申请的各种‘科研项目’，也就是说，这个公司利润的直接来源就是赚取科研项目资金。”如此行为，是否有利用职务之便之嫌？这两个质疑值得法律专家推敲。而如果笔者的这两个质疑能够成立，则又将为教育腐败、科研腐败增添一个新的例证。 但这些问题，还不是最要害的。这个故事揭示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那就是学生的人权问题。其实不仅学生为导师做项目乃平常之事，即便学生到导师的公司做工，也本不足怪。学生为导师做项目，一般只能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是纯粹的科研实验，即仅仅基于对学生进行科研训练的需要，不附带任何功利的目的，因此天经地义，无可非议。国外学生为导师做实验，大体属于这个范畴。 其二则主要基于商业目的，学生为导师做工，属于纯粹的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因此是否受雇学生可自由选择，不被任何有形或无形的外力左右，而且劳资双方订立了规范的劳务合同，其权利可依据合同而受法律保护。这就是说，学生为导师做项目要么只是纯粹的科学原因，这种情况下双方只是纯粹的师生关系，没有任何功利因素介入其中；要么只是商业原因，这种情况下双方主要是劳资关系，各自的权利义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遗憾的是，就媒体目前报道的情况看，上海交大九名博士生为导师做项目，似乎既不属于第一种情况，也不属于第二种情况。于是，一方面作为学生接受基本科学训练的权利根本无从保障；另一方面又不是公司正式员工，不是规范的劳资关系，因此其索取正当劳动报酬和享受其他劳工权利的机会也不存在。学生在科研上和劳务上都是法律遗忘的对象，成了绝对的弱者，而导师则拥有绝对强势，占尽好处，攫取了最大利益。 　　上海交大怒炒博导事件的全部价值正在于此。它提醒我们，出现这样的问题，导师个人当然要负重大责任，但不能仅仅归咎于导师个人。这个事件既是一个教育伦理问题，科研伦理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即学生的人权问题。学生对于导师完全是人身依附关系，其命运完全取决于导师一人的喜怒哀乐。这在中国高校中其实是普遍现象，这就为一些品行不端的导师提供了可趁之机，使他们可以肆意侵犯学生权利，把自己的学生当作私人财产和廉价劳动力，成为他们经商活动中的赢利工具。而学生很难有选择的空间，很难有抵制不当侵犯的空间。因此当务之急，是从学生权利的角度入手，完善中国的教育法规。否则，个别不良导师继续肆无忌惮地蚕食学生权利，这种训练下成长起来的学生，其人格其心态很难说是健全的，一旦“媳妇熬成婆”，很难说不会如法炮制。 　　那么，导师蚕食学生权利的现象，就会一代代地不断延续下去，而这无疑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 《南方都市报》2004年 附：上海交大博士生炒掉博导 校方承认迫于学生压力 南方都市报 2004年2月26日 2月17日，《大学周刊》独家报道了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66岁的博导王永成教授被自己带的9名博士研究生联名“罢免”的消息，博士研究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联名要求更换导师的原因是王教授长时间让他们为“法定代表为其夫人陈祖申”的上海纳讯高科技应用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讯公司)做项目，而疏于对学生研究学业的指导。而2月18日，报道的当事人王永成教授委托纳讯公司主要负责人张凇芝先生致电记者辩解称，博士研究生要求换导师，主要是因为有研究生偷了纳讯公司的东西，事情败露。 9博士生称不换导师集体退学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叶取源告诉记者，当时9名博士研究生联名要求更换导师，称王教授长时间让他们为“法定代表为其夫人陈祖申”的纳讯公司做项目，而疏于对学生研究学业的指导。当时学生的态度从温和到激动，先是写信反映，随后就一个个亲自向研究生院提出申请，最后居然找到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反映情况，在交大“饮水思源”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