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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让人心酸的话 篇一：2016年11月时事评论作文素材原创整理 时事评论文章选读二 诺奖评委要证明自己是一群与时俱进的“调皮老头”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老头们这回又“调皮”了，居然“匪夷所思”地将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颁奖词称：“他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开创了新的诗性表达。”不过，“诗性的表达”还不等于诗歌本身，于是诺奖机构发言人又进一步解释，说迪伦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是一个伟大的曲作者，“承载着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45年来不断地改变自己的风格，改变自己的形象”。 对于大部分中国的读者来说，说句不客气的话，除了咱们自己的作家和“长期陪跑”的村上春树外，诺奖不管颁给谁，都是一头雾水。听到一个陌生的名字，媒体赶紧第一时间恶补各种资料喂给读者，以佐证其“牛”。其实他国的读者何尝不是如此，那个叫莫言的中国作家，此前又有几个人知道？对于这种“尴尬情景”，瑞典文学院的这帮评委老头何尝不知？所以，他们玩起了“调皮”，用以扩大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 事情就是这样简单。但在手法上，他们总是采取“别出一格、有理有据”的套路。比如此前的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她的作品都是非虚构写作，大体可归于新闻类，如果问鼎普利策奖，倒是实至名归。然而“纪实文学”也是“文学”，所以授予“文学奖”似乎并不违和，于是就有了“话题”。此回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的获奖也是如此：作词作曲的优秀大可亲吻格莱美奖，然而歌词与诗歌有点像孪生兄弟，既然诗歌属文学范畴，冠以文学奖也算名副其实。 对于这种“锦上添花”的颁奖，调皮则调皮矣，但窃以为并不值得赞赏。鲍勃?迪伦得到过包括格莱美、金球奖和奥斯卡金像奖在内的多个奖项，多一个诺奖于他意义不大，反而让人觉得“不是他要它，而是它要他”。这样真的好么？既然早在1996年和2006年就有人提名了，何必到现在才来证明其“歌词创作中非凡的诗性力量”？别的全球级别的奖项已经证明过了，不多你一个。 我比较同意一些中国文学评论家的看法，在此引述几位。比如张颐武就认为，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谓是妙想天外，别出心裁得匪夷所思，真可以说是黑天鹅事件了。这有点类似崔健获得文学奖??另一位文学评论家陈晓明则认为，这或许是诺奖评委的个人趣味吧，对他们自己的青春做一点缅怀，或许是评委们读到他的传记的时候，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这有点行为艺术了??《收获》编辑、作家叶开在微信里的评点非常有喜感：“说什么好呢？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老头们恶搞了一把文学，吓得我瓜子都掉了。我也喜欢鲍勃?迪伦的歌，但赶时髦不是这个搞法，涤纶面料也不缺你这玩意儿。这个奖颁得太欢乐了！我觉得是一场有目的有预谋的恶搞，在炒作和吸引眼球上，绝对可以载入炒作史册。但我还是讨厌这种做法，流行音乐巨星的‘诗歌才华’不需要诺贝尔文学奖来打鸡血，他的音乐成就却早就被全球乐迷认可了。他的歌词是不错，但就从纯粹诗歌的角度看，还不是一流水准。全球有一大堆一流诗人，随随便便都能在诗歌的角度超过他。跨界搞得好很可爱，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老头们，腿脚极不灵便，就算了吧。有一天，美国格莱美音乐奖可以颁奖给中国作家余华吗？余华写过音乐评论文章，都是很棒的??” 张颐武用崔健作比喻，叶开用余华作比喻，都是承袭瑞典文学院老头的“调皮”。实际上，大家看得很清楚，“可不可以”“够不够格”的争论肯定会甚嚣尘上，这正是那帮调皮老头乐见的。你们越是匪夷所思，越是跌破眼镜，“话题性”就越大，逐渐冷寂的诺贝尔文学奖需要这样的“热闹”。其实不必将诺奖过于神圣化，他们“看走眼”也是时常发生的。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他的《天鹅绒审判和诺贝尔主义的终结》一文中就罗列过一份“诺贝尔错误清单”，他如此描述道：“不妨让我们我们进一步观察一下‘诺贝尔标准’被执行的基本状态吧。在诺氏基本原则的旗帜下，站立着十八位老迈的欧裔评委，他们的人类知识非常有限，掌握同样有限的民族语言，并对大多数他们所要鉴定的文本十分茫然，个人经验受到西方生活构架的约束，对于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化相当陌生，文学鉴定的品位和趣味大相径庭，在评审过程中渗透着各种个人功利性图谋和非常个人化的爱憎情感，以及作家被‘看好’的巨大偶然性（诸如马悦然先生在飞机上偶然翻阅到刊载高行健小说的杂志，从此对他青眼有加之类的巧遇）等等。由于这些显而易见的人性的弱点，诺贝尔文学奖注定不会来自上帝之手??” 这是“点中穴位”的评点――诺奖“不会来自上帝之手”。既然这是一群凡夫俗子老头的好恶趣味，我们又何必非得争个脸红耳赤水落石出？朱大可甚至“恶毒”地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与其说是 1 一次人类文学精英的鉴定，倒更像是一场文学六合彩大抽奖，充满了赌博和冒险的经验。作家的被提 名犹如购买了一份世界性彩券，委员会的使命是每年从诺贝尔遗嘱和一些人类基本范式中选定一组‘彩球代码’（身份平衡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