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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歌词 篇一：《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歌词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一 二 三 四 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 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 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 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 想什么,做什么,是步枪和小米 道理多,总是说,是大炮轰炸机 汗也流,泪也落,心中不服气 藏一藏,躲一躲,心说别着急 噢,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问问天,问问地,还有多少里 求求风,求求雨,快离我远去 山也多,水也多,分不清东西 人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 怎样说,怎样做,才真正是自己 怎样歌,怎样唱,这心中才得意 一边走,一边想,雪山和草地 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 噢,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噢,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篇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前一阵一首民谣歌手宋冬野的《董小姐》火了，新民谣的旋律依然温柔，但歌词却直击社会矛盾，继承了80年代摇滚的精神气质。在中国，当人们发现当年最具批判性的摇滚日渐式微时，民谣却前所未有地充满了力度。这种“意外”本身其实也并不惊人，冷峻的社会现实和相对缓和的表达方式，这种反差本身构成了很强的艺术张力。其实现在摇滚和民谣并没有太严格的划分界限，当代摇滚中融入了很多民谣元素，一部分民谣作品也被划归到摇滚范畴。当然我今天要谈的是摇滚而不是民谣。 1986年，穿着一身旧军装，略显青涩的崔健在工人体育馆喊出“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的时候，一个时代诞生了。上天选择这样一个人来给中国的摇滚乐奠基，是中国歌坛的幸运。中国摇滚乐因为他一开始有了一个非常高的起点，并因此创造出80年代的意识形态奇迹。 崔健是那么低调，那么内敛，我们在主流媒体上几乎看不见他的名字。但他的名字至今高高在上，无人超越，这是中国摇滚的幸福，也是中国摇滚的悲哀。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 ――《假行僧》 这首歌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追寻理想的路上踽踽独行、艰辛跋涉的身影，差不多就是崔健这位中国摇滚乐坛先锋的自述状。坚定，孤独而又决绝，这就是崔健。 崔健曾经把摇滚乐能够给人的感觉概括为三个“自”，就是：自信――别丢掉自己；自然――别勉强自己；自由――解放你自己。他说这些感觉证明了摇滚乐是我们时代的一种非常严肃的音乐。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认为“摇滚乐从它诞生之初，就具有两方面的叛逆意义：其一是对流行音乐本身的反叛，其二是对广泛的社会文化的抗议。因此，当崔健第一次以摇滚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时候，一代青年人，特别是年轻的知识者和受教育者，似乎一下子发现了恰切表达自我的形式，同时发现了自我表达的替代者。”美学家高尔泰先生曾经说，“中国需要摇滚乐的原因既不是丰富艺术、解放思维，也不是促进商业，而是――启蒙”，他还进一步指出，“也许崔健和他的摇滚乐是中国惟一可以启蒙的文化形式。” 人们对摇滚的谈论，往往仅仅停留在评说摇滚的‘行为文化’这一层面上。 却忽视了摇滚歌词隐含的深层文化意蕴，其实摇滚歌词是具有文化价值和多重文化维度的，它的实质是反叛性，真正的摇滚人是这个社会理智的冷眼旁观者，他们保持着一种清醒的批判精神。另外摇滚歌词有其特有的文学性和人文精神，在这里只作简单举例：崔健的歌词往往含有大量的政治隐喻，然而承担这些隐喻的都是很普通的生活化意象。例如“红旗”、“蛋”、“盒子”、以及“笼中鸟”等等，都是一些最为平淡无奇甚至粗糙的词语。例如崔健在《红旗下的蛋》中唱到：“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像红旗下的蛋”，嘲弄了由于历史沉重感带来的社会惰性。在这里，“红旗”不是指真正的红旗，“蛋”也不是指真正的蛋，因为红旗下蛋显然是荒谬的。“红旗”隐喻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权力机制，一种社会话语。“蛋”代表的是失去个性、失去自我意识的人类。这就隐喻了我们被红色政治所同化的现实，我们被熏陶得激昂明朗，也被规训得俯首贴耳。在理想主义盛行的大集体中，个人的锋芒被迫收敛，个性的棱角也遭到磨灭。 总之，崔健作为中国青年亚文化的领军人物，作为自由和反叛精神的“传教士”，他的地位不容置喙，他的歌词附着了摇滚乐的灵魂，传达了对正义与良知的诉求。崔健的歌词具有不拘一格的文学性，既有浪漫主义的成分，也有现实主义的因素；固然，它更具有记录时代的思想价值。正如崔健在一次采访中所说，所有的艺术、所有的文化对于社会的发展都有一种“预警”功能，所在哪一块哪一个地方有问题，艺术家应该比别人、普通人更敏感。艺术家们存特定的情境下便充当了启蒙的思想者角色，而像崔健的歌词这样的艺术作品，使早已超越了纯粹艺术的范畴。 周国平在与崔健的谈话录《自由风格》中写道“在甜歌蜜曲和无病呻吟泛滥的流行歌坛上，崔健是一个异样的存在。他的作品从来都言之有物，凝聚着那种直接源自健康本能的严肃思考。在他的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