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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政治关系对 经贸关系的影响 刘江永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 2007年11月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日关系出现所谓“政冷经热”现象，即中日经贸往来火暴，而中日政治关系却冷淡。 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首脑互访中断，但中日经贸往来继续发展。2006年，中日贸易达到2073.6亿美元(日方统计为2113亿美元)。 这期间，在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方面也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截至2005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达35124个，合同投资金额786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534亿美元。 二、中日政治关系对经贸关系的影响相对减弱 与1985年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时相比，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对中日政治关系的伤害更大，但中日经贸往来并未受其多大影响，仍在快速发展。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日政经关系互动机制发生变化。 图3假设中日经贸关系发展为因变量，中国扩大进出口为自变量，由于当时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对日经贸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政治气氛，因而良好的政治关系和领导人的互信便构成推动经贸关系的加强变量。 图3中以粗大箭头表示两个干扰变量直接影响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作为首要的干扰变量，直接影响中日高层的良好关系。一旦政治关系受损，加强变量对经贸关系的推动作用便减弱。 如图4中的粗箭头所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作为加强变量有力地推动自变量——中国扩大进出口，从而导致因变量——中日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中国控制局部投资过热并未对日本来华直接投资和贸易造成多大影响。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等干扰变量也未对中日经贸关系产生类似1985年那么大的影响。但是，它引发的中国部分民众和商家抵制日货，给日本对华出口造成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企业和商家是自主经营的，消费者的民族情绪也可能影响购物取向。 中日经贸关系的背景：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增长，加入WTO，1元人民币=16日元 上述深刻变化主要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 第一，中国1993年修改后的宪法规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二，2001年中国入世，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 第三，2001年中国通过“十五计划”，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中国经济规模扩大，增长迅速，消费层次提高，拉动日本出口作用增大。第四，日本经济为摆脱萧条，积极利用中国经济的发展扩大对华出口。 三、2005年“政冷”对“经热”的影响增大 小泉首相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造成中日首脑在多边场合的会晤也难以举行。日本右翼教科书再度通过政府审定。日本政府“授权”日本企业在东海有争议地区开采油气资源。日美通过“2+2”安全磋商的联合声明公然把台湾问题列入“共同战略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小泉内阁却竭力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系列的举动激怒了中国和韩国民众，导致中日关系“政冷”从政府层面迅速扩大到社会和公众层面。 2006年10月安倍执政后访华,提出政治和经济关系两个轮子一起转动，使日中关系发展到更高水平。 中日政治关系有所改善,中日贸易增幅开始扩大。但是，2006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同比减少20.8%，合同投资额只增加了2%，实际投入金额减少29.6%。2007年上半年投资项目同比又减少21%，实际投资减少19.5%。 除政治因素以外，这主要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而日元却对美元贬值，从而导致人民币对日元升值约18%，日本一些企业担心对华直接投资成本将上扬，于是开始转向成本更低的国家投资。 不过，总的看，由于中国基础设施较好，日本在华企业仍有较大获利空间，加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界博览会等商机的存在，包括贸易和投资在内的中日经贸关系还会出现回升。 近10年来，中日经贸关系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中日政治关系一旦影响中日经贸关系，对中日双方都不利，对日本造成的影响更大： (一）中日贸易结构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方向转变。以中国对日出口为例，1985年工业制成品只占26.2%，2005年占到88.2%。 （二）中日贸易对日本的重要性上升而对中国的重要性下降。2004年中日贸易在日本外贸中所占比重超过其在中国外贸中所占比重，这在二战后还是第一次。1985年至2006年，中国对日贸易在中国外贸总额中的比重则从30.4%降至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