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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可行能力：精准扶贫的政治哲学基础分析 作者：天天论文网 日期：2016-2-9 9:35:35 点击：2 摘要：精准扶贫是我国的新型扶贫理念与扶贫方式，旨在彻底解决我国仍处于贫困中的7 000?多万人口的脱贫问题。然而，没有理论支撑的扶贫工作只会成为最一般的救济，而且缺乏相应理论指导的扶贫政策也存在政策扭曲的风险。以政治哲学的视角探寻精准扶贫的理论预设、理论逻辑并进行相关梳理，可以明确精准扶贫必须最终落实到提升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上，从而使精准扶贫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得到进一步彰显，更好地推动我国扶贫事业的发展，帮助和促进我国现行贫困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脱贫，进而使我国广大民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关键词：可行能力；精准扶贫；脱贫问题；扶贫事业；贫困人口；理论预设 随着“十三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扶贫工作已然进入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议程之中。经过改革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国虽然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但是，我国仍有7 000多万人没有脱贫［1］。因此，切实解决仍然存在的贫困问题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精准扶贫是当下我国为彻底解决贫困问题而提出的扶贫战略，将成为今后若干年扶贫工作的政策依据。所谓精准扶贫，“就是要对扶贫对象实行精细化管理，对扶贫资源实行精确化配置，对扶贫对象实行精准化扶持，确保扶贫资源真正用在扶贫对象身上、真正用在贫困地区”［2］。 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 年11 月于湖南湘西考察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国务院出台的关于精准扶贫的具体实施方案，再到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做出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不难看出党和国家对扶贫工作的重视以及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彻底解决贫困问题的决心。 与传统扶贫相比，精准扶贫更加强调通过精确、准确的扶贫方式，使扶贫政策和措施瞄准真正的贫困者，在精准识别贫困者的基础上对不同的贫困者做出分析和判断，以有针对性的措施对致贫原因不同的贫困者给予帮助。这样不但能够改善以往我国扶贫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而且能够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 精准扶贫作为扶贫理念的确对创新我国扶贫方式有着重要意义，其作为一种扶贫政策更能使我国扶贫工作的发展更进一步。但是，不管是作为思想理念还是现实方法，都应该具有一定的理论支撑，也就是政治哲学基础，从而使其既具有理论指导的意义，又兼有现实可行性。因此，有必要对精准扶贫内涵和政治哲学基础做一个简要的梳理，使精准扶贫在被广大政策执行者的理性理解基础上得以灵活运用。 一、精准扶贫的理论预设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精准识别和精准扶持，这就意味着精准扶贫首先要对贫困的定义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也就是说，精准扶贫的对象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贫困者，而非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收入低下者。从精准扶贫的扶贫理念来看，精准扶贫是根据致贫原因的不同将贫困者划分为因病致贫、因教育致贫或因地域发展不平衡致贫等类型，从而展开“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移民搬迁、生态补偿、低保政策兜底、医疗救助扶持”［3］等扶贫方式来消除贫困。由此可知，精准扶贫的基本理论预设是以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为目的的。 所谓可行能力，是一种预存能力，即能够自由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能力。人们一旦拥有了这种能力，就能够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和落后的根源，实行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贫困说到底是可行能力的贫困，提升可行能力就是消除落后和贫困。“与基于效用或资源的思考不同，可行能力方法通过对一个人做他有理由珍视的事情的可行能力来评价其优势”［4］。 如果以提升可行能力作为扶贫的理论预设，那么，政策和制度的优劣评价就是以能否提升人们的可行能力来进行的，而不是通常人们所钟情的财富和效率。以提升可行能力作为扶贫脱贫的评价标准，也是20 世纪晚期以来世界扶贫理论的重要进展，许多理论家对此都有过精辟的阐述和论证，罗尔斯和阿马蒂亚·森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罗尔斯认为，个人的处境不能简单地以收入来衡量，应该按照个人享有的、追求每个人各自目标的机会来看待个人的处境，他认为衡量一个人的处境应该以他享有的“基本物品”作为判断标准，基本物品是帮助一个人实现其目标的通用性手段，包括“权利、自由权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5］6。在罗尔斯看来，个人拥有基本物品的多少决定他的处境如何，也就是说应以一个全面的指标作为衡量个人境况的标准，而非简单地以收入或者个人财富作为唯一判断标准。从罗尔斯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认为贫困不是单纯地受经济条件的影响，社会条件、政治制度、个人能力等因素都会造成个人生活前景的不同，这也是社会中会出现贫困的原因所在。同时，阿玛蒂亚·森也与罗尔斯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也认为贫困不仅仅是由于经济收入低下所致，在他看来，“有很好的理由把贫困看作是对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