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山水对人的教化功能.docVIP

自然山水对人的教化功能 中国古代的艺术审美价值观，从一开始就与哲学的、伦理的观念血肉相连。有人指出中国古代的美学是从社会美的研究开始的，这种见解颇有道理。在先秦时期的艺术观念中，明显缺乏对自然美的单独赏评，人们认为自然美之所以美，乃在于自然物中容载了某种道德伦理意义上的正面人格精神，观赏者从对象物中比附、联想出它所蕴含、所象征的某种人格美和道德美，才能使审美主体产生美感。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的审美观念中，人们对审美对象的审美评价，不是提取自然对象物的自然美感属性，而是提取其中所显现出来的伦理道德美。产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比德说”，就是对自然美进行伦理观照的重要观点。这一时期有关资料所记载的关于自然美的欣赏实例，绝大多数都是“比德”性的，这就说明对自然物象的伦理观照，是那一时期主要的审美方式，并对后世美学思想和艺术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显著特点之一。“比德说”的基本内涵是将自然审美对象的特征同人的某种精神品格相对照，从中意会到自然物中所表征的某种道德人格。例如《管子·水地》篇云：“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视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在此，管子从水的自然属性中观照出仁、精、正、义、卑等君子应备有的品格，尔后又将“卑”提升到政治伦理的高度来对待，认为善于处卑，正是王者器识的表现。管子对水的审美观，实质上表现出他对君子美好品格的审美观，以对象物的外在特征来象征和比况某种人格精神，正是“比德”这种自然审美观的政治伦理内涵所在。孔子对“比德”说也多有论述，且由于他的特殊地位而对后人的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荀子·法行》中记载了孔子答贡云：“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孔子在此对玉的自然属性加以道德伦理性地提升，进而将君子之德归结到“温其如玉”的伦理属性之上，旨在提倡儒家所追求的那种“温柔敦厚”的人格理想。先秦艺术审美观中的“比德说”，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对象物的自然属性赋予观赏者所期待的社会思想属性，显示出人可以从自然美中直观自身的理论意义。从这个意义上看，“比德”的审美观又与先秦时期所奠定的真、善、美相统一的美学观念达成了一致的思想倾向。从上引管仲、孔子的两段论述中不难看出，“比德”的审美方式，从自然对象中观照的是“德”，即人格品质中仁、义、知、廉等属于善的思想行为属性，所以说“比德”的审美就是对“善”的审美。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本性（即真），观照出人格精神的伦理意义（即善），从而获得审美娱悦（即美），由此即达到了真、善、美的和谐统一的境界。审美主体在这种完满自足的道德境界中，获得了政治伦理人格的提升，体悟出道德精神高扬的美感。“比德”的自然审美观，不仅是先秦时期占主体地位的一种审美观念，同时它也形成了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自觉传统。纵观文学史程中各个时期的自然审美观，普遍都受“比德”说的影响，将自然对象物作为寓寄作者某种人格理想的载体，借以发抒咏赞某种政治伦理意义上的道德情感。正是由于受这种审美观念的影响，文学史上大量的描写自然山水或吟咏自然品物之作，其艺术审美价值都已超越了自然美本身，获取了伦理精神的审美价值。如屈原的许多作品，大都采用了比德的写法，赋予风云雷电、草木鱼虫等自然品物以人的意志情感，从中表现出某种道德伦理意义。东汉的文学批评家王逸评价《离骚》有云：“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明。”[1]指出屈原笔下所描绘的客观对象物，都是寓寄一定人格精神和道德属性的形象载体，其中的比兴意义的指向还在于政教伦理。唐代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名篇《永州八记》，以其生动简洁的文笔和富有诗情的画面，展现了自然山水的清新秀美，作者常以秀美奇异却遭人“过而陋之”的丘、潭、溪、石等景物的描写，表达自己身为逐客，被弃远谪的身世感慨。丘潭的遭遇如同逐客的遭遇，而丘潭之美恰也喻示出逐客的内美。作者正是以“比德”的手法，将自然对象物视为自己的同道，从中获得了人格精神的感悟和身世际遇的慰藉。由此看来，“比德”的审美观念，对我国古代文学托物兴寄、因物喻志等创作手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成为古代作家对自然美的一种普遍的审美观照方式。这种观照方式的实质，即是审美主体不以客观对象物的自然美感特征为欣赏目的，而是将其视为人的精神拟态，从中迁想出某种社会政治伦理意义。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文学审美观的政教伦理指向，还直接表现在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