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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融合，开启城市 生活垃圾综合处理新模式 一、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背景及政策导向 “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一句耳熟能详的话，伴随着中国自2000年起开展的生活垃圾分类进程，而今已经整整十七年。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是实现生活垃圾处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最基本要求，也是我国多年来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主要立足点。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垃圾分类概念虽然已经传遍大街小巷，但其推进程度和实施效果却未达预期。 近年来，我国城镇垃圾产生量增长迅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垃圾围城治理窘境。目前，我国对垃圾处理主要有垃圾填埋、垃圾堆肥、垃圾焚烧3种方法。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 1.92亿吨，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1.80亿吨。其中，卫生填埋处理量为1.15亿吨，占63.9%;焚烧处理量为0.61亿吨，占33.9%；垃圾堆肥等其他处理方式仅占2.2%，处于萎缩状态。可见，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末端处理主要还是依靠单一的垃圾填埋方式进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垃圾产生量与日俱增，垃圾成分愈加复杂，有机物、人工合成材料增多，对垃圾处理的技术要求从单一的“销毁”、“转移”，升级为多种方法、互助配合、共同处理的综合解决方案。过去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的单一与滞后，使得“垃圾围城”、“垃圾围村”现象层出不穷，已成为我国城市环境治理面临的重大危机。据建设部统计资料表明，2002年全国668座城市共清运生活垃圾1.46亿多吨,而且以每年8%～10%的速度递增,其中有200多个城市陷入垃圾“围城”之中。当前，我国城市垃圾每年产生量约为2亿吨，平均每人每年产生的垃圾量约300kg。预计到2020年，中国生活垃圾清运量将达到2.15亿吨，有超过2/3的大中型城市被垃圾“包围”。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垃圾围城，环境恶化的问题关乎民族经济，关乎全民族的生存和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垃圾处理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历史窗口期。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制度尚不够完善，末端处理仍是主要的手段。这不仅直接影响到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同时也是对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破坏。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决不能仅仅立足于垃圾末端处理，更有效的改善方法应该是立足源头，前端布局，优化流程。有效促进垃圾减量和回收利用，现阶段全世界唯一有效的方法是进行垃圾分类。而目前我国垃圾处理面临的困境，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因素就在于前端传统的垃圾收集方式——混合收集。这种传统的垃圾收集方式带来一系列问题:一线环卫工人工作环境恶劣、垃圾回收效率低、清运网络压力大、终端垃圾处理企业处理工序繁琐、处理成本偏高、制约城市的发展、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等。垃圾投放源头的混乱导致城市生活垃圾快速增长积累,不仅加重了城市环境污染,而且给城市管理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毫无疑问，解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问题已成为我国城市环境治理的当务之急。 伴随着城市生活垃圾问题的日趋严峻，垃圾分类相关方案法规相继出台。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体法》），是我国对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基本法。《固体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进入了法制管理轨道。2000年，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八个重点城市作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拉开了我国垃圾分类收集的序幕。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四十二条中，对中国固体废物污染进行了明确规定：“对城市生活垃圾应当及时清运,逐步做到分类收集和运输,并积极开展合理利用和实施无害化处置。”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不甚明确的政策规定使得新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迫使相关部门对此做出相应措施，将垃圾分类管理机制进行了细化，2007年7月1日《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其中对于已实施垃圾分类的地区，要求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规定的分类要求,将生活垃圾装入相应的垃圾袋内,投入指定的垃圾容器或者收集场所。此外，该《办法》首次以规章形式设立了生活垃圾处理费缴纳条款，增加了对城市生活垃圾收集、治理规划编制和处理设施建设的规定，并细化了有关生活垃圾治理规划的相关规定。针对各地垃圾围困问题，国务院于2011年4月发文《国务院批转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发（2011）9号）。《意见》规定了城市生活垃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给各地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提供了思路和办法。2016年，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发布了《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征求意见稿）》；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中提出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今年，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加强城乡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