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地下音电台的创始人——李强.docVIP

我党地下电台的创始人——李强 陈安生　 周恩来布置任务 人们都记得革命历史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最后一幕：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我党地下电台发报员李侠向延安发出最后的电波：“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国民党特务冲了进来……这是黎明前大上海我党地下电台极悲壮的一幕。 但是，还有距此刻21年前的序幕，却不为人们所知了。 那是1928年10月的一个深夜：从苏联刚开完中共“六大”后回国的周恩来，再次住在特科交通科长李强家。李强那时23岁，正当英姿勃发之年，真名叫曾培洪，原是南洋学堂的土木工程专业的高材生，大革命时期加入我党，在“五卅”运动中成长为学生运动领袖，参加过上海上工人武装起义。此刻李强在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周恩来的领导下，专门负责秘密交通联络和护送领导人进入苏区的工作。年刚30岁的周恩来经常到李强家住宿。 周恩来掀起窗帘一角，望着外面万家灯火，对小自己7岁的青年人说：“培洪，你看这大上海，本来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可我们却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但，上海的空中呢？能不能也让我们畅通无阻？”李强不解，半开玩笑说：“恩来同志，你是说，我们特科执行任务有了汽车、摩托车还不够，还要搞几架飞机？”周恩来没有笑，摇摇头，仍神秘地说：“搞飞机是将来的事，我们现在要搞的这个东西，速度比飞机还要快。”李强猜谜地望着窗外，也想不出指的是什么。周恩来拉上了窗帘，严肃地说：“培洪，为了沟通上海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通信联络，中央决定建立我党自己的无线电台。为此你们特科第四科即交通科，从现在起专门负责建电台。你是科长，又是工科大学生，就由你承担研制发报机的任务！” 李强一下明白了：原来是要建立秘密无线电台！他既兴奋又为难：“恩来同志，你晓得，我是学土木工程的，你要我造铁路公路、建桥盖房，我都敢接受，可是我从没和电讯打过交道，我连收发报机是什么模样也不知道呀！” 周恩来是因为李强在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以自家资产研制黄色炸药和手榴弹，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才来找这位我党首制炸弹的青年专家的。周恩来说：“我倒看你是个杂家。炸药。手榴弹也不是你的专业，你不是已经搞出来了？战争时期哪有现成的专家？不会的都可以学会！你脑子好使，动手能力又强，你就干吧，有什么难处找我，我会帮助你的。”李强没二话了：“好！那就干起来再说！” 夜更深了，周恩来继续说：“白色恐怖下确实不易。国民党对收发报机器材控制得非常严格，市面上没有出售，所以逼着我们自己造，而且这方面的书也难买到。”李强一边为周恩来收拾床铺，一边说：“没有中文书就买英文书。”并情不自禁地唱起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周恩来也跟着合唱：“全靠我们自己！……” 两个青年战友，中华英才，躺在床上聊了一宿。从这夜开始，由党的“六大”决定的，由周恩来布置的建立地下电台的工作，在李强家中拉开了序幕。从这时起，周恩来就有意识地要让李强为日后成为党内技术专家做准备，使李强有幸在腥风血雨中也能钻研技术，发挥专长，在职业革命者队伍中扮演一个独特的角色。 创建秘密电台 从 1928年 10月至 1929年春的半年时间里，李强任科长的特科四科被改为无线电通讯科。他仍任科长，除了参与一些重大的营救被捕领导人和惩处叛徒任务外，主要精力投入研制电台。位于法租界福熙路403号的我党特科交通联络站是一家制作变压器的电器公司，叫“绍敦电器公司”。其老板蔡绍敦是地下党员，曾留日成为电机专业硕士，为李强提供了公司的骑楼作为制作电台的车间。李强在这个临时车间里安置了车、铣、钳、刨4台机床，经由陈康察看确认安全后开始了学习研制。天天窗外刀光剑影、警车尖叫，室内灯光融融、图纸线路。李强凭着英语功底，潜心研读英文版的美国课本和无线电杂志，他的无线电知识和实践能力一天天提高。 李强还扩大社会交往，“混进”亚美无线电公司的车间，“偷”学工人的操作；“借”出大华科学仪器公司的机器回来连夜拆下装上，照着画出草图，第二天送回；然后“按图索骥”，到外国洋行去买零件，与伙计几句英文对白，就买到了无线电禁品；洋行没有的零件，他就自己动手做。到1929年春末，李强终于做出了几台收发报机，悄悄拿到上海码头的大轮船上去卖，赚了一些钱作为特科经费。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指示上海法租界地下党支部书记张沈川学习无线电报务，其生活费由李强发给。李强常常帮助张沈川学习无线电理论。张沈川于1928年冬考进国民党第6军用电台内的“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发报，并偷抄了两本军用密电码。 这样，李强和张沈川，一个制作电台搞机务，一个搞报务，两个人成为我党无线电台的创始人。此外，在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