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隐退论和反教义学化.PDFVIP

法制与社会发展 (双月刊) 2018年第6期 (总第144期) ·部门法哲学研究 · “规范隐退论” 与 “反教义学化” ———以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有罪论为例的批判 刘艳红∗ 　 　 摘　 要: 形式法治与法教义学具有密切关联, 后者是保障前者实现的基本工具和技术力量。 规范隐退论破坏了法治的最低形式限度, 也是对法教义学的背离。 刑法领域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 犯罪有罪论, 正是规范隐退论与反教义学化的典型代表。 如何处理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 一 直以来是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关注的重点, 该问题经历了无罪论到有罪论的发展变化与理论争议。 然而, 有罪论既是对刑法规范的消解, 也是对刑法教义学奉现行刑法规范为圭臬之主旨的违背, 它破坏了形式法治的安定性, 迁就了功利主义却抛弃了规则主义, 满足了实用主义但违背了法实 证主义。 根据中国刑法所采取的大陆法系国家 “法人实在论”, 既然 “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 当负刑事责任” 的立法模式确立了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刑法规范依据, 因而 “法律没有规定单位 犯罪则不应当负刑事责任” 成为必然的结论。 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 必须确保形式法治至上, 并确立法教义学的基本视角。 关键词: 规范隐退 (论); 法教义学; 单位犯罪; 有罪论; 无罪论; 形式法治 罪刑法定既是刑法的帝王原则, 也是刑法教义学中的帝王教义。 原则理应遵守, 教义必 ① 须服从, “教义就是听从, 根据立法者” 的意思。 对于单位犯罪, 我国刑法第30 条明确规 定 “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 才 “应当负刑事责任”。 刑法明文规定单位可以作为犯罪主体 成立的犯罪是为单位犯罪; 其他刑法规定只能由自然人构成而单位不能成为犯罪主体的犯 　 ∗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特聘教授, 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 创新中心研究人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大数据与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研究” (17ZDA131)、 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刑法出罪机制问题研究” (15YJA820015)、 江苏省第四期 “333 工程” 培养资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①　 Cohn/ Wendland, Philonis Opera, Band3, 1926, S．66． 转引自周升乾: 《法教义学研究———一个历史与方法的 视角》, 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12页。 95 法制与社会发展 罪, 如果现实中单位实施了, 比如盗窃罪、 信用卡诈骗罪等, 则为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 罪。 为行文简约, 本文将法无明文规定而现实中单位实施了的犯罪称为非单位犯罪, 必要之 处, 则仍然使用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之表述。 近年来, 针对司法实务中出现的大量非单 位犯罪的情况, 我国刑法理论界出现了有罪与无罪两种论调, 前者主张按照个人犯罪处理, 后者主张按照无罪对待。 为了解决实务与理论上的这一争议问题, 我国最高司法机关颁布了 一系列司法解释, 数量较多且前后立场不一, 它们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新的问 题。 2014年4月24 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 第三十条的解释》 (以下简称 《单位犯罪立法解释》 ), 明确规定 “公司、 企业、 事业单位、 机关、 团体等单位实施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未规定 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的, 对组织、 策划、 实施该危害社会行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该 解释对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持有罪论的立场。 立法解释出台后, 对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 犯罪, 司法实务定罪有据, 理论争议中的有罪论胜出, 各方争议看似顿消。 然而, 在中国法 学界教义学化方兴未艾之际, 尤其是刑法教义学化兴盛发展的大背景之下, 以及2015 年8 月29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