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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朱镕基当把许多经济问题给硬掰过来
柳传志:朱镕基当年把许多经济问题给硬掰过来 用30年时间,柳传志修炼出了处理问题的独特分寸感。他不想做教父,“你们吃喝玩乐随便,就把我当相片放那儿搁着,凭什么呀?今年是联想成立三十年,我办企业这三十年,看到的变化很多。” 一、计划经济 首先是明确了要改革开放,不搞阶级斗争了,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这个路怎么走?其实一直到1990年代是有很大争议的。 现在年轻人完全没法理解什么叫计划经济,我们是经历过了的。我当时在中科院计算所工作,计算所要买仪器、设备,包括进口电脑,需要计算所的上级单位科学院的计划局先列计划,一年拨多少经费,科学院又从哪里定呢?根据国家计委的计划定。 计委把钱分到科学院,科学院再把钱分到各个所。所长的工作就是计划每年所里要做什么事,应该用多少钱,去院里争,把钱拿回来。 比如说买计算机,政策规定计算机的主要部件得买国产的,买进口得说明特殊用途,因为进口涉及到外汇问题。然后就统计计算所、科学院、卫生部的需求量,国家再把这个指标分到生产厂子里去。 这个主要生产任务给了长城公司,并规定这一年的生产数量及原料采购来源。像生产磁盘的会放在湖南怀化,厂子要自力更生生产,生产水平不够,国家再给你投资。于是,磁盘、键盘、显示器都被分到各个单位去生产,国家给这些单位定指标,生产产品的数量,你的厂里需要的员工数,每一年的经费,产品的价格等,这些国家也给你定好了,其实也是调拨的,所以全都给你安排好了。 这个阶段,国家的体制、机制、政策还都是以前的。比如外汇问题,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出来以后,因为不在编,国家也不给你外汇指标,而国家给长城计算机公司每年两个亿,其中外汇就给了1000万美元,那就有很大的利润空间了。我们中关村的企业,包括四通都是一分也没有的,实际上得拿高价去买外汇。 不过,国有计算机公司拿了外汇指标,但是产品卖不出去就买指标。还有一些高干子弟到有关地方批条子,批出了外汇指标和进出口指标。市场秩序相对比较混乱,规章制度也不是很明确,是个比较含糊的状态。 二、90年代初的经济状况 在我们办企业是时候,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把观念引进来了,比如吴敬琏特别强调市场的作用,外号叫“吴市场”,厉以宁叫“厉股份”,还有一个曹思源叫“曹破产”。 90年代初,国家意识到保护民族工业的结果是在保护落后,于是从1990年到1993年逐渐放松了进口批文,1994年完全撤销了批文,进口整机的关税也由原来的200%减到了20%左右,此时,外国的先进机器开始大量进口了。 长城公司在一年时间内就被冲垮了,因为它完全不会营销。而我们民营企业是在那种混乱的状况下挣扎,既要不犯大错误,还要自己学会所谓市场经济是什么,这些主要是在给人做代理的过程中摸索。所以当国家真的开放之后,我们还是知道一点企业应该怎么办。 三、朱镕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建立 国家在这个阶段是一直在整理经济秩序,其中起巨大作用的是朱镕基。像人民币跟外汇的对接、国企改革、三角债等很多计划经济历史上的问题,硬给掰过来了。尤其是住房改革,由原来的按工龄、年龄等指标考评分房子,到后来由市场规律控制,这样就形成了中国一个大的房地产行业,大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1990年代,加入WTO变成了我们国家追求的目标,因为你要在世界上跟人家对接,你必须得是市场经济。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坚韧不拔地改了过来。如果简单讲这三十年,你要说企业是如何发展的,首先应该要讲国家是如何改革的。 四、柳传志:明确要做企业家 在美国,企业家刚当完财政部长,退下来就到公司当董事长去了,刚开完律师事务所,跟着就去竞选总统了。而在中国,做官员和做民营企业家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既然这样,我就必须认定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我想的很清楚就是做企业家。 一开始我们是科学院投资的公司,是国有的,但是因为我们在计划外,所以我们完全是民营企业的待遇,没有指标。但是我们算国家投资的企业,当时这个公司是有一个级别的,所谓正处级。我是联想第一任常务副总经理,做了一年以后,总经理被所里叫回去了,他自己也愿意回到所里去,而我坚定不移要做企业。 92、93年的时候,我有机会回科学院但没有回,那时我在想,现在有机会能够让企业有一定施展的空间,环境在逐渐好转,以后还有更多发展,可以到外国去并购,还可以进到其它领域。如果一旦环境不好,我立刻就老实,我不会为了让企业赚更多的钱,冒更大的、不必要的政策风险,中关村很多企业因为这个就出事了,我坚决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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