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儿童作证---以价值冲突与选择的视角.doc

论儿童证人-------以价值冲突与选择的视角 [案例]2001年8月7日,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张述伟故意杀妻案中,具有力的证据就是来自7岁女儿张丹的证言,而且被法庭所采纳。对此,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儿童作证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人认为要对证人的辨别是非能力，表达能力进行鉴定。那么,年幼的人能否作证?其证言是否可靠,如何保障他们作证时不受伤害?这个问题涉及到证人资格以及证人保护问题,本文试图从儿童证人的资格与证言的可采信，儿童证人的特殊保护与探求真实的价值冲突与选择的角度作一简要地分析和阐述。 儿童证人的资格与证言的证明力冲突 由于儿童具有特殊的心理和生理，对于儿童作证的资格历来有很多争议。一方面人们认为儿童天真无邪，童言无忌；另一方面又担心儿童容易受到诱导和暗示从而降低其证词的准确性。在历史上，许多国家或地区出于慎重，在立法上对儿童作证的资格有过限制。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涉及儿童的犯罪行为和意外事件数量激增，越来越多的儿童出庭作证提供关键证词，由于一个儿童的一句话而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情况大量出现。儿童能否作证以及儿童证言的证明力问题成为理论界探讨的热点。 儿童证人的资格 儿童能否作证的问题由来已久，我们可以追溯到英美证据法上关于证人适格性的规定。16，17世纪“举凡有色人种，当事人亲属，破产人，利害关系人，犯罪人，精神障碍人，儿童，无宗教信仰人，均排除其为证人。”早期普通法限制儿童作证资格的原因，主要在于法官对陪审团评估儿童证言的能力缺乏信任，也与早期社会人格不平等有关。现在这些限制已不复了存在了，从理论上讲，只要立法没有从年龄上限制，儿童证人的适格能力取决于他是否能辨别是非和正确表达事物，而这一能力的判断由法庭来进行审查。所以“以排除可能是唯一了解案件事实的证人作为补救无能的陪审团的方法，看来是愚蠢的，简单粗暴的。”从世界范围来看，一般地对儿童的证人资格很少有限制，其限制多针对儿童的证言证明力。能否作证在立法上表现是年龄是否成为未成年人作为证人的门槛。例如,在美国联邦证据规划中,“就儿童来说,在决定有无证人资格时,年龄不是决定性因素。只要审判法官认为该儿童具有感知、记忆和表述的能力,任何年龄阶段的儿童都允许作证。”1947年,美国肯塔基州上诉法院的一个判决认为:“没有按照年龄衡量证人适格性的一成不变的规则,法院应当确定未成年人是否有足够的观察、回忆与叙述事实的智力以及说真情的义务感。如果他具备这些条件,就应该允许他作证。法院一旦裁定他是一个合格的证人,就应当由陪审团给予他的证言多大的分量。”日本学者也认为,4、5岁的儿童也有证人能力,只是要慎重地判断此证言的证明力而已。总的说来,现代法律基本上以儿童具有证人资格为原则。但有些国家仍然对儿童证人资格有所限制,如罗马尼亚规定“不满十四岁的人不具有证人资格”。 我国立法中虽然没有明确排除儿童的证人资格，但对“年幼”是否为考虑证人资格的要素之一不无争议。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以年龄为标准对儿童的证人资格加以限定。有的根据我国刑法上的责任年龄来确定儿童的证人资格，有的根据我国民法关于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作为标准，有的干脆把不满10周岁的儿童一概排除在证人之外。有人认为，未成年人的作证资格应当从知晓情况，年龄特征，心理发育标准，所要询问案件情节繁简等方面综合把握。显然，第二种意见较为科学，在理论界,也有学者认为,16周岁以下的儿童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其认识感知事物的能力也较脆弱,心理状况不稳定,独立判断能力不强,“在庄严肃穆的法庭上,让他们作证并接受盘问、质问,其证言的可靠性、可采性是大打折扣的”故不宜作证。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首先它混淆了证人资格和证言证明力的概念,其次也忽视了年龄并不一定与证人作证能力一致的现实。如果以年龄为是否具有作证资格的分水岭,那么,以几岁为分界呢?这又是一个难题。允许儿童作证,只是赋予其作证的资格,防止可能重大的证言被排除在法庭之外,而儿童提供的证言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信度,那是需要审理者判断的。实际上,因个体的差异,我们很难以证人的年龄为标准对其辨别能力和表达能力划一个统一的界线,因此,硬性地凭年龄对儿童采取一刀切或在庭审之前预先剥夺儿童的作证资格,皆不可取。 由此，我国应当赋予儿童证人资格，法律不能因年龄或者生理原因剥夺其证人资格。至于儿童能否正确表达，以及证言的可靠性有多大，这都是属于法官审查判断证言证明力程度的范围，并非受证人资格所限。 儿童证言的证明力 儿童证人缺乏生活经验，分辨是非的能力弱，并容易受外界的影响，易于用想象夸大甚至代替生活现实，因此儿童证人证言这种政局本身存在的固有的缺陷，进而影响了其证明力。早期的研究认为儿童可能因为说谎或记忆错误而使其政言的真实性交差，但自从20世纪70年代后，研究者对儿童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