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础教育教材编写制度的变化看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docVIP

从基础教育教材编写制度的变化看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本文从梳理我国教材编写制度的变化过程入手，粗略地探讨其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 教材是国家意志、民族精神、社会规范和科学知识在教育行为中的集中体现，在教育教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国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具有国家强制性和普遍性的特征，基础教育阶段使用的教材在编写、出版、发行等环节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受到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约束，从而折射出国家的治理模式以及由此决定的政府职能定位。本文拟从梳理我国基础教育教材编写制度的变化过程入手，粗略地探讨其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关系。 我国的基础教育教材编写制度经历了从统编国定制到审定制的转变过程。影响甚至决定这种变化的，则是政府职能由“全能”向“有限”的转变。 一、基础教育教材的统编国定制与“全能政府” （一）基础教育教材统编国定制的确立和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基础教育教材建设。1950年9月，国家出版总署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中小学教材必须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1950年12月1日，由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社名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成立，作为全国统一的基础教育教材的编辑、出版机构。自1951年秋季起，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教育部制定的《小学各科暂行课程标准（草案）》和《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组织编写或修订的中小学各科教材开始陆续进入课堂使用，国家统一编写基础教育教材的制度正式确立。在这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教育计划或教学大纲，先后出版了七套统编基础教育教材。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4年，尽管期间（1958年―1977年）出现过下放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写权的事实，但那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国家统一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统一组织编写教材、全国使用通用教材，即所谓的课程的中央管理和教材的统编国定制，是这一时期的基调。 （二）“全能政府”模式与基础教育教材的统编国定制 上述大一统的教材编写管理制度，与这一时期我国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全能政府”模式是一脉相承的。 我国传统的经济――行政体制，是以计划管理、高度集权、部门管理为主要特征的。这种体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依据当时苏联的理论和实践逐步建立起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政府职能的“全能性”：政府的职能范围和内容十分广泛，作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事无巨细，大包大揽。这种“全能性”体现在教材编写制度上，就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直接介入基础教育教材编写过程――成立直属的编写和出版机构、直接组织编写队伍、统一编写出版通用的基础教育教材并在全国使用。这一时期，我国历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包括课程计划的制定、教学大纲的研制、教材的编写以及教师的培训等，都是教育部指定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组织实施的。这是“全能政府”的典型表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是在改革初期，经济体制处于从产品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时期。与之相适应，政府职能尤其是经济管理职能无所不包的状况开始发生改变，但明显滞后于经济体制的变革。因此在1984年之前，基础教育教材仍然维持着统编国定的编写制度。 二、基础教育教材的审定制与“有限政府” （一）基础教育教材审定制的确立 随着改革开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上述高度统一的课程教材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也不利于课程教材质量和教育质量的提高。因此，课程教材制度的改革被提上日程。 1985年1月，教育部颁布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指出：今后中小学教材的建设把编写和审查分开，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编写，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教育部门、学校、教师和专家也可以编写；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负责审定，审定后的教材由教育部推荐，供各地选用。按照上述精神，国家教委（1985年6月18日全国人大六届十一次常委会决定撤销教育部，设立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86年9月成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及各学科教材审查委员会，聘任了20名审定委员和200多名审查委员。1987年10月，国家教委颁布《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中小学教材审定标准》和《中小学教材送审办法》。这标志着我国教材编写制度的重大变革：从编审合一到编审分开，从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从国定制到审定制。 1988年，国家教委出台了新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提出了教材多样化的具体。根据这一方案，产生了“八套半”义务教育教材，义务教育教材初步形成了一纲多本的格局。 （二）基础教育教材审定制的深化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上许多国家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作为增强综合国力的措施之一，陆续采取了一系列课程改革举措，大力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以应对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个学生的发展”，世纪之交，中国启动了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