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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容易的事：追忆詹姆斯ˑ莫里斯 文/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 我认识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有20 多年了。8 月29 日，詹姆斯撒手人寰， 噩耗传来，我深感震惊，那种沉重的感觉一时难以用笔墨来表达。我知道他久卧病榻、重病 缠身，但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有所好转，而我忙于工作和教学，奔波在世界各地，多次 说过要去看他，没想到从此天人永隔，此时此刻只能用“追悔莫及”这四个字来形容。 詹姆斯是一个特别平和、温和、随和的天才，讲话不多，身材很高，腰板笔直，永远面 带微笑地对待所有人。两眼放光，像是能穿透你的灵魂。我最后一次与詹姆斯见面是去年夏 天，那时他同时是香港中文大学和澳门大学的特别教授（Professor at-large）。春天的时 候我去他家里，他说快要离开澳门大学了，他的最后一个博士研究生要答辩，希望我做答辩 委员会的成员，我慨然应诺。夏天的时候，他作为博士生的导师，我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一 起在澳门大学出席答辩活动。 通常的答辩，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挑毛病。作为答辩委员会的成员，我按照学术惯例挑了 些毛病。在答辩现场，詹姆斯一点不做声。答辩结束了，那位博士生只需要对论文做小的修 改即可通过。我们接受通过的结论都已经写好，字也签了，我以为万事大吉了没想到还有个 小小的余波在等着我。 和詹姆斯一起在回香港的路上，他用绅士风度最温和地暗示说，在若干地方上，他觉得 我太苛刻了 （这是我对他的表达的直白概要）。这件事让我感到，他对自己的学生，就像对 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内心里有一种保护的情怀。他还告诉我，他很快要去中亚国家访问。我 们相约在那之后，在香港再聚。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别。 我和詹姆斯的友谊，既有学术上的切磋，也有个人的交往。他在信息不对称方面建立的 模型，是影响经济学几乎所有领域的基础。因此，在读书时，他的工作就是我们学习的经典。 他的名字，早已如雷贯耳。他的研究领域和我的导师之一埃里克·马斯金(EricMaskin，2007 年诺奖得主)，高度重合。这并不是偶合，因为，他们实际上都是阿罗（Kenneth Arrow）的 学生。据阿罗自己说，虽然在詹姆斯的学位上正式签字的是别人，但学术上是阿罗在剑桥访 问时，指导了他的论文，使他进入了信息不对称领域（Arrow, On ethics and economics: conversations with Kenneth J. Arrow, Routledge, 2017）。因此，虽然他比马斯金年长，他 们是共同导师指导的，相当于同学，早在1970 年代末就成为朋友。当时马斯金刚获得博士 学位，在剑桥访问。自从詹姆斯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多次颁给信息不对称、 激励机制、合同理论、机制设计领域的学者。几乎所有人都是阿罗的学生。 1991 年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之后，我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就职。从距离上说，离当时在 牛津大学执教的詹姆斯很近了。在精神上，离他就更近了。因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很多资深同 事是他过去的同事和学生。我跟詹姆斯的第一次直接的比较亲近的个人来往，是 1995 年在 东京的计量经济学年会。计量经济学学会是经济学界中最重要的国际组织，每四年开一次世 界大会，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轮流举办。 那天晚上，我们参加完一个重要仪式之后，一伙儿欧洲大学的年轻经济学者 （多数现在 都是经济学各领域的领军人物），去外面找地方吃饭，其中只有他一个是我们的长辈。他和 我们混在一起，大家不分长幼、嘻嘻哈哈地一起开玩笑，逗乐，吃饭。那个场面一直深深地 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每次想起来，都被他的和蔼可亲所打动。在这十几个月之后，他获得了 1996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詹姆斯的获奖，在经济学的几乎所有领域，在英国，都是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因为无 论是他的理论的影响，以及他个人在学术界的直接巨大影响，的超出多数其他的诺奖。伦敦 经济学院为此举办庆祝活动，在场几乎所有的发言人都号称自己是詹姆斯的学生，包括间接 的，和间接又间接的，就像大家庭里讲家庭树的关系一样。为什么大家都说自己是詹姆斯的 学生呢？经济学有很多的领域和分支，怎么可能这么多领域里的学者都是他的学生呢？因为 他的理论和个人的影响，不仅深刻，而且普遍。 当时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里，直接是他的学生的有好几个 （更早时期，人数更多），而 且每一位都是学术领袖，例如公共财政领域的、后来因重大学术贡献而被封爵的尼古拉斯·斯 特恩 （Nicholas 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