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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安全视角下的外资风险传导与扩散机制 本文发表在2006年第3期的《世界经济研究》杂志，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F51《商贸经济》全文转载。 赵蓓文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美、日、俄等国就开始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并先后出台了国家经济安全战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政府以及IMF、世界银行、OECD等国际机构，美国Lawrence Livermore 国家实验室和斯坦福研究院、韩国产业研究院等学术机构都在有组织地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和一些国家的银行业在危机后已经提出了相应的反危机战略和策略，一些跨国公司则提出了企业安全问题。可以说，国外对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了一定基础，而且已经逐步趋向于成熟。但是，国外研究没有深刻地反映不同国家的国情特色，对发展中国家主要关注对外资的吸收问题，尚未充分注意到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大量吸收外资后也开始出现了外资规模过大等风险问题，而利用外资战略中的风险控制恰恰是发展中国家能否成功利用外资，使经济地位向高层次转变的关键。同时，国内长期以来一直重视外资的积极效应，对外资的消极作用关注较少，特别是未注意到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性问题，更没有关注到国家在利用外资过程中的风险控制问题。因此，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分析外资风险传导与扩散机制，阐明国家经济不安全产生的原因、机制和重要环节，对中国进一步利用外资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与国家经济安全有关的理论 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科恩运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通过建立“四个概念模型”，从剥削损失、剥削收益、逃逸成本和维持成本四个概念出发，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加以研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利用外资的风险问题。其中，剥削损失可以理解为东道国引进外资后产生的风险，包括外资对东道国产业、市场和股权的控制、金融风险等，而逃逸行为则是东道国对风险的防范和抵御措施。根据该模型的分析，无论对于跨国公司还是对于东道国来说，维持合作都是最佳结果。 B.J.Cohen, B.J.Cohen, The Question of Imperialism: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nce and Dependence, London:Macmillan, 1973.转引自邹昭日希：《中国利用外资规模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163页。 1978年，克鲁格曼建立了第一代金融危机模型，从货币供给和需求的角度研究了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1994年， Obsfeld提出了第二代金融危机模型，着重分析危机本身的性质、信息与公众的信心。这两代模型都认为，由间接投资引起的外资流入过多是引起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1997年以后，易臣格瑞等人又建立了以金融部门为中心的第三代金融危机模型，并提出政府、中介和外国银行是模型中的三个关键集团，为研究金融安全问题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2001年，阿萨夫·拉辛、埃夫拉伊姆·沙卡等经济学家通过建立以信息为基础的外国直接投资模型来解释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过量外国直接投资。他们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可能给东道国带来的风险在于：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在国内进行高杠杆融资，也可能将部分企业再出售给国内储蓄者。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净资本流入大大低于最初在国际收支表中记录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量。同时，由于在“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一般存在对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会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在危机期间，通过利润汇回或减少下属机构对母公司的负债等方式，外国直接投资者会造成资本的流出。 阿萨夫 阿萨夫·拉辛、埃夫拉伊姆·沙卡：《劳动力、资本和金融要素的国际流动》，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 此外，联合国贸发会议通过基于严格统计检验的系统分析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麦肯锡公司通过大量案例分析就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一些国内外经济学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也进行了深入分析。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从外资风险传导与扩散的角度来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三、外资风险传导与扩散机制 国家经济安全理论认为，国家经济安全主要包括战略资源安全、本土关键产业安全、金融和财政安全等关键领域以及人口、就业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基于经济安全的信息安全和科技发展，国际经济关系和重大冲突问题等重要相关领域。 参见雷家马肃 参见雷家马肃主编：《国家经济安全理论与方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6页。 图1：外资风险传导与扩散机制 外资风险：外资规模过大、过度开放国内市场 核心传导层 国家经济安全的三个关键领域 战略资源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