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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元代工艺美术的艺术成就及特点 中国元代是以蒙古族游牧主贵族为主，代表蒙、汉及其他少数民族大地主和上层贵族利益的政权。其文化特征从总体上看，仍是融合蒙古族等游牧民族文化和汉民族传统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所形成的文化总体，是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续发展和不断提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元初,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采取了一系列有利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措施，遂使传统的工艺美术也得以复兴和发展。元朝尊西藏佛教为国教，梵像的传入及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均给元代工艺美术带来殊变或折射。统治者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和精神享乐的需要，将战争中掳掠来的欧洲、阿拉伯地区及西夏、金、南宋的各行工匠组织起庞大的为皇家服务的官办手工业。匠籍可世代相传，子承父业，便于积累工艺经验，提高技艺，使官办手工业人材荟萃，技艺精湛，生产出了大量高级手工艺品和消费品，反映了元代工艺美术的发达。　　陶瓷工艺　盛行于宋、辽、金时期南北各地的磁州窑、钧窑、官窑、汝窑、龙泉窑、 吉州窑等著名瓷窑，此时已走向衰落。唯江西景德镇窑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元代已逐渐形成了有巨大生产能力，并出现了划时代的新创造。朝廷专设浮染瓷局，负责烧造皇室用瓷，该局停办后改由饶州路总管监烧。景德镇陶瓷业的最大成就是青花、釉里红等品种的成熟。青花是以氧化钴料在瓷胚上绘以各种纹样，上釉后以还原焰烧成。其钴料有域外和国内两种。使用域外钴料,其色泽深邃如青金,庄重典雅。取自浙江、云南及江西等地的国产钴料，则呈色灰蓝或蓝中泛青灰。釉里红是以氧化铜呈色的釉下彩，其工艺、器型、装饰等大体与青花瓷器相似。但其显色较青花难度更大，成功的显色堪与宝石红媲美，但大都泛出深浅不同的灰色，有的呈乌金或淡墨色。红、蓝单色釉瓷的烧成，标志着中国单色釉瓷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间白釉瓷也出现了崭新的变化，其釉呈卵白色，因印有“枢府”字,故又名枢府窑,其中以“天禧”款为其代表。磁州窑品种繁多,产量庞大,纹饰趋于简化。均窑显色不见火焰红和火焰青，仅见月白地或点红斑者。龙泉窑瓷器釉色偏绿，器体大型化。吉州窑也趋向潦草。元代对外贸易较之前代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陶瓷的输出也明显增多，为适应这种需要，东南沿海地区的制瓷业亦有所发展，产品大量增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经济中占的比重日益扩大，并逐步超过了金、银、铜、漆等器皿。　　[青花釉里红盖罐]　　织绣工艺　元代纺织、印染、刺绣等工艺，继宋、金之后又有不少进步和提高，其中江南丝织业尤为发达，产品远销大都及其他城市。元朝内廷设官办织绣作坊80余所，产品专供皇室使用。绫绮局、织佛像提举司等官办织绣作坊所绣织的御容像、佛像等，应是元代织锦业重大发展的代表，纳石失则是其丝织业的新成就。它最初是由阿拉伯工匠以金丝色线织成，地色与金丝交相辉映，富丽堂皇，故亦名织金锦，对后世织金锦缎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具有悠久历史的蜀锦仍盛行不衰，著名者为蜀中十样锦。绫、罗、绸、缎、绢、纱等各地均有织造，其中缎织物业已成熟,益臻精美,集庆纱、泉缎、魏塘机绢等都是元代丝织名品。缂丝似较南宋朱克柔等人缂丝稍嫌退化，但仍具有一定水平。棉、毛织业的兴起与发达也是元代纺织工艺的重大成就。花毯、花毡工艺的发展与蒙古族的生活起居有紧密的联系，大毯有的长达16.67米，宽7.5米，足知作坊规模非同一般。刺绣仍是城乡女红的副业，尚未形成地方名绣。印染业是纺织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染缬又有它独立的审美价值，此时的松江棉布印染，其效果如同绘画般精巧细致。　　[东方朔偷桃图缂丝]　　玉器工艺　元代礼仪，上承宋、金，亦用金玉作为典章用具。故元代玉器工艺在宋、金玉器业的基础上得到持续发展。中统二年（1261)在大都设金玉局,至元十五年(1278)设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玉局提举司，负责管理宫廷用玉的生产。至元十七年又设杭州路金玉总管府，辖金玉玛瑙工匠数千户。于是，大都与杭州成为元代金玉工艺生产的南北两个中心。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十二年将新碾的渎山大玉海置于广寒殿，还以白玉龙云花贴玉德殿楹拱，内设白玉金花的屏台，上置玉床，说明元代内廷用玉远远地超过了前代。从出土和传世的元代玉器可以了解，有上承宋代礼制玉和观赏玉，和继辽、金的春水、秋山玉，还有元代官场和生活用玉，如玉押和镂空玉帽顶等。元代玉器的风格与宋、金相连，重写实与寓意，制做上善用镂空，技艺娴熟，形象生动。但作工稍显粗犷，保留了较多的斧凿痕，亦别具风味。　　漆器工艺　民间多用漆髹饰木竹器,可防潮牢固,适用美观。光素漆器在宋代基础上继续生产。元代漆器工艺成就较大的是雕漆、犀皮、戗金、螺钿等，比南宋有了长足的进步。雕漆属于漆器中的雕镂，即雕刻为隐现、阴中有阳者，分为剔红、剔黑、剔犀等若干种。剔红名工有张成、杨茂等人，现存有盘、渣斗等小件器物，图案构图丰满，刀法藏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