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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院士谈人生重要选择 　　　我的八个重要选择 　　　（一） 　　人的一生会碰到很多机会，但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多方面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对社会需求（包括未来需求）的敏感，对技术发展方向的正确判断，一丝不苟和锲而不舍的精神，都有助于把握机遇，取得成功。风风雨雨几十年来，我经历了多次人生抉择，每一次都给我带来非凡的意义，甚至命运的转折。 　　1954年我高中毕业报考大学，由于对数学的喜爱，填了三个志愿：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南京大学数学系、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数学系。后来顺利考取了北大。到了二年级下学期，我们开始分专业---选择正确的专业往往对一个人的发展方向起非常关键的作用，当时数学系有数学、力学和计算数学三个专业，数学专业作为一门古老而又成熟的学科，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大多数成绩好的同学选择了它。相比之下，计算数学专业则是北大刚刚成立的新兴学科，不但没有一套像样的教材，而且应用性强，包含大量非创造性的技术工作，不见得有多高深的学问，所以许多人不愿问津。 　　我却有不同想法，越是古老、成熟的学科，越是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越难以取得新的突破；而新兴学科往往代表着未来，越不成熟，留给人们的创造空间就越广阔。恰好这时，我看到了1956年1月制定的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周恩来总理讲了几个未来重点发展学科，其中就包括计算技术，这对我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我又留意了报刊上一些有关计算机的报道和论述，发现计算机在未来将对人类产生巨大神奇的作用。我就想，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奉献于社会。就这样，我下决心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大的抉择。实践证明，这一选择是完全正确的，它为我今后的科研工作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二） 　 　1958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在无线电系当助教。主持过电子管计算机逻辑设计和整机调试工作，也参与过部分电路设计工作，一直在硬件第一线上跌打滚爬，每天工作都在14小时以上。在紧张工作的同时，也阅读国外文献。五十年代国外有名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使我赞叹不已，同时不断问自己，为什么只能欣赏别人的成果，而不能有自己的创新思想呢？我试图寻找创造的源泉，即这些创新构思的背景，逐步领悟到程序和应用对硬件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只掌握硬件设计，不懂得程序和应用，照样产生不出创新的想法。于是在1961年，我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而是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以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当时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原来我以为自己是懂得计算机的，此时才发现只有了解软件，才真正懂得计算机。高级语言、汇编语言(和机器语言)以及微程序语言是三个不同级别的语言，贯通这三者，必然会在体系结构上有创新的构思。 　　为了这一目的，1964年我承担了当时正在进行硬件设计的DJS 21机的ALGOL 60编译系统。我觉得，不能浮光掠影地参加一个软件系统的研制，而应该彻底投入一个真正实用的系统，这样才能切实理解软件对硬件的影响。60年代的那些日子里，我用90％的时间从事ALGOL 60编译系统的研制，另外10％的时间探讨适合高级语言的计算机的体系结构。对于ALGOL 60、FORTRAN、 PASCAL这类汇集时间(binding time)早的高级语言，我从来不赞成硬件直接执行高级语言的方案，而主张寻找编译和目的程序运行中的瓶颈，依靠灵巧的硬件设计显著地提高效率。由于我有硬件实践经验，所以很容易想出硬件上的方法来克服这些瓶颈。经过同事们几年的努力，该系统最终研制成功，在几十个用户中得到推广，成为国内较早的高级语言编译系统，被列入中计算机工业发展史大事记中。当时我感到似乎找到了创造的源泉，并相信一旦有了这种源泉，中国人有可能和外国人同时或更早提出某些新的思想。这种信心，以及软硬件两方面的知识和实践是我后来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选择使我深切地体会到，跨领域研究是取得创新成果的重要因素，就象控制论发明者维纳说的那句话：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之间的无人空白区上去耕耘，最能取得丰硕成果。 　　（三） 　　六十年代初在研究计算机体系结构和编译系统过程中，我大概看了近一百篇国外文献，以后养成了每做一个项目先要了解国外现状的习惯。为了加快英文阅读速度，1963年初又决定锻炼英语听力，这是我的第三个重要抉择。先收听短波中北京电台对外英语广播，后来觉得不过瘾，就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对远东的英语广播，1963年起连续二年多，每天半小时的收听使我反映速度明显加快。但收听敌台广播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我的一条罪行，因为文革前这样做的理科教师很少，因而显得情节严重。虽然带来不少麻烦，但对我当时了解外国的先进技术起了很好的作用。 　　19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