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阳修的礼乐观与新唐书礼乐志的纂修.docVIP

. .. 论欧阳修的礼乐观与《新唐书·礼乐志》的纂修 孙晓辉 内容提要： 《新唐书·礼乐志》是北宋前期施行礼乐治国的政治背景和庆历学风学术背景下的产物。《新唐书·礼乐志》序论与《崇文总目》礼部叙论、《太常因革礼》序皆出自欧阳修之手笔，其论贯穿了欧阳修的礼乐观。欧阳修编撰《新唐书·礼乐志》的主旨就是考察唐代礼乐沿革，以唐代典章制度为宋代礼乐施政之源。 关键词：欧阳修《新唐书·礼乐志》《新唐书·礼乐志》序《崇文总目》礼叙《太常因革礼》序 二十四正史有三部《礼乐志》，即《汉书》、《新唐书》和《元史》之《礼乐志》。《汉书·礼乐志》开宗明义，说明二者并行，合为一体的写作原因是“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汉书·礼乐志》之后的《新唐书·礼乐志》，其修撰同样是因为北宋前期制礼作乐“礼乐之用为急”、“礼乐相须为用”的社会需要。《汉书·礼乐志》叙雅乐沿革，汇音乐典章和太常制度，成为《新唐书·礼乐志》的权舆。欧阳修编撰《新唐书·礼乐志》时发展了班固的礼乐观，使之成为正史中篇幅最大的《礼乐志》。 《新唐书·礼乐志》是北宋前期施行礼乐治国的政治背景和庆历学风学术背景下的产物。《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卷，前十卷《礼志》为《大唐开元礼》的缩写，总述仪式，使音乐附丽于礼仪；后二卷《乐志》，陈述唐代音乐现象并阐述音乐史识，综述唐代音乐历史，并对唐代雅乐乐律、雅乐生存的根源、俗乐乐律以及雅乐与燕乐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得出了“唐俗部诸曲，悉源于雅乐”的著名结论。欧阳修改变《旧唐书·仪礼志》实录郊祀事件的写法，以十卷篇幅去缩写一百五十卷巨帙的《大唐开元礼》，其答案在于仁宗时的礼乐之“急用”，即唐代礼乐制度“至其盛也，有足取焉”。《新唐书》卷二三《仪卫志》序言，中华书局1975年校点本第481页。唐代礼乐制度“足取”以资考镜，这是欧阳修撰《新唐书·礼乐志》的重要原因。 一、《新唐书·礼乐志》的修撰背景 北宋至仁宗一朝，政治升平，礼乐大兴，图籍大备，使北宋思想文化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录中盛赞“庆历之际，学统四起”。以庆历时期为中心延展到整个仁宗朝的文化现象，统称为庆历学统。何泽恒：《欧阳修之经史学》第一章第二节“庆历学风之兴起”，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郑因百先生指导硕士论文，1976年油印本。又刘昭瑞：《庆历之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宋辽金元史》1991年第4期。经学、史学、文学成为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三大支柱。同时乐律学、金石学等学问在此时业已成为专门的学科。 北宋经学尤重《周易》、《春秋》和《周礼》三经。对《周易》重新阐释导致宋义理之学的兴盛；《春秋》之学则直接影响了北宋的史学，使之在经学的启发下走上正统史学的道路；而以《周礼》之礼乐刑政言治理国家，使北宋礼学复兴，并走上实用礼学的道路。 总之，北宋儒学复兴正是宋代学术复兴。本章拟从北宋礼学、史学和乐律学背景下考查《新唐书·礼乐志》的纂修。 （一）礼学 仁宗时经学的突出成绩是礼学的发展。经学乃宋学之核心，“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皮锡瑞：《经学历史》第八《经学变古时代》。以孙复疑传、欧阳修疑经，至李觏议古，使经学疑古、经学致用成为时尚。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这一时期礼学重要特征是礼学成为实际之学——以礼学为中心探讨礼乐刑政诸端政策，使礼制为政治服务。仁宗时“皇祐明堂之议”是一场礼学大讨论，反映了朝廷重视礼制的倾向。《太常因革礼》的制定乃是北宋礼学的集大成之作。 对《周礼》重新阐释和理解是北宋礼学发展的基础。宋人重视《周礼》，旨在取法三代以为王制。李觏有《周官致太平》，王安石据《周礼》而推变法新政，并著《周官新义》，皆演绎《周礼》以切时用。 自胡瑗分经义、治事两端讲学，宋儒求经致用之风渐兴。他们研究仪注之学，将礼学视为施政立教之本。凡经国之策，修身之学，皆以礼制为准则。孙复《儒辱》以“仁义礼乐”为“治世之本也，王道之所由兴，人伦之所由正。”孙复：文渊阁四库本《孙明复小集》卷三。故衣食往行，宫室器皿，长幼之序，祭祀婚丧之仪，皆为礼学探讨之范畴。 仁宗朝礼学代表人物是李觏和欧阳修。皇祐初的李觏，上《明堂定制图》。嘉祐中，太学说书。著有《富国强兵三策》、《易礼二论》，《周礼致太平论》。李觏：文渊阁四库本《旴江集》卷五至十四。所著《礼论》开宗明义以礼乐刑政为天下之大法，云：“曰乐，曰政，曰刑，礼之支也。”又：“夫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他的思想代表了这一时期礼学的笃实倾向。 欧阳修重礼，特重政治制度。他认为礼学非玄学，礼学与治国之策密切关联。欧阳修在《答李翊第二书》中说：“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