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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服务话语体系的重构 摘要：从社会工作视角探讨残疾人服务话语体系重构这个议题，目前学界还很少论及。研究发现，社会工作关于助人自助、赋权增能等专业术语开始在国家及地方残疾人政策文件及宣传中开始频繁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残疾人服务话语体系结构。为实现这一重构意图，社会工作借助了呼吁和参与等策略。 关键词：残疾人服务体系；话语重构；社会工作 中图分类号：F24文献标识码：：/-6.043 现有的残疾人研究，大多围绕以下主题展开研究，即社会救助、培训、就业平等及身体康复等四个方面。这些研究无疑在促进当代中国残疾人服务体系的完善方面贡献颇大。相对而言，社会工作在重建当代中国残疾人服务话语体系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则往往被学界关注不够。限于篇幅，本文仅探讨以下两个议题：（1）社会工作在哪几个方面重构了现有的残疾人服务话语体系？（2）社会工作专业话语通过何种策略实现了这一重构意图？ 1社会工作对残疾人服务体系话语的重构 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作为一种依赖人?c人之间关系远胜于其产品和服务的职业（专业）”，专业社会工作并未得到国家权力的认可。相反，在行政全能主义的冲击下，专业社会工作的职责内容大多被消解在国家民政、基层政府的具体救助、纠纷调解等民政工作当中。改革开放以后，尽管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在高校相继被重建，但社会工作专业在高校学科设置中的边缘化存在，以及毕业生极低的就业率则显示社会对社会工作的认可度仍相当低。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国家开始大力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学科（专业）开始在国家制度政策设计中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而残疾人服务很显然是一个被视作最适宜社会工作的领域。研究显示，社会工作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重构了当代中国残疾人服务话语体系。 1.1尊严 社会工作的核心宗旨在于“助人自助”，即在社会工作者与案主的互动过程中，案主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必须得到尊重。更确切地说，“助人自助”将案主视作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而与其具体的身份、地位无关。因此，在笔者看来，这无疑体现了社会工作对案主个体尊严的重视。 众所周知，在传统中国社会，个体尊严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道德伦理范畴，即个体尊严往往湮没于传统孝道和“三纲五常”当中。在此框架下，中国封建皇权时代的法律“基本上是以伦理法作为制法和执法的依据”。在君臣、父子、夫妇、男女、长幼和尊卑的社会等级安排当中，君、父、夫、男、长和尊的个体尊严被无限放大，而臣、子、妇、女、幼及卑的个体尊严被权力和社会所漠视。因此，历代皇权统治都高度重视与个体责任密切相关的制定，而与个体尊严密切相关的制定则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 清末新政时期，由沈家本、伍廷芳等推动的身体法权化，第一次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纳入中国的法律体系当中，但这也未能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法律所造成的疏失，即弱势者的尊严仍未能得到根本性保障。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诞生。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学习《婚姻法》、实施《婚姻法》，甚至在部分地区引发了一场离婚热潮。这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个体的婚姻自由和人格尊严。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在各种社会运动接连不断的冲击下，个体尊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1982年）第38条和51条就开始对个体自由与尊严做出了明确的界定。 遗憾的是，这一法律规定的执行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及文化生活当中仍遇到了相当的阻力。我们不妨以残疾人为例，尽管根据《宪法》所确定的原则，包括残疾人在内的个体尊严理应得到权力、社会的尊重。然而，现实生活中“残疾”经常被一些人视作“残废”，等同于“依赖”。从戈夫曼的视角来看，这无疑是对残疾人个体的“污名化”。在经年累月的社会歧视下，部分残疾人个体也时常在不自觉中接受这种角色安排，接受内局群体的价值观。若家中有残疾个体出生，残疾个体也经常被视作家庭祖荫不足，祖先“罪孽”深重的结果。不难发现，这种观念具有较强的佛教“因果报应”色彩。如此一来，残疾人个体往往就不可避免地负有“原罪”，成为一个受人歧视的对象。对家庭而言，这无疑也是一件有失家庭颜面的事情。 残疾人的尊严未得到尊重的现象不仅在一些家庭或地方社会存在，也时常出现在地方政府及社区的具体残疾人服务行为当中。例如，在给予残疾人救济时，救助者往往会要求残疾人个体在公众场合发言，以表达感谢之意；或者在未经残疾人个体允许或不知情的情况下，救助者对残疾人予以拍照，有时甚至将其照片放在当地的时政宣传栏当中公之于众。这些举措本意或许是出于国家及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关心的体现，但从残疾人个体而言，这显然不是一个尊重他们隐私的善意举动。 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宏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助人自助”、“介入而不深入”等社会工作专业话语开始进入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政策话语当中。尤其在社会工作机构及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参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