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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子再嫁问题浅谈宋代妇女地位 摘要：婚姻，是一个女子的人生重要组成部分。而相对于现代女性对待婚姻问题的独立和自主，古代女性在婚姻问题上显然受到了不小的束缚。婚姻不仅是一对男女之间的关系转变，更是一个女性与一个家族之间的关系转变，很多时候，古代的男婚女嫁并不是出自于真挚的爱情，整个婚姻的过程是为了家族的延续，而不是简单的以个人幸福或夫妻和谐为首要目的。 关键词：婚姻；古代女性；地位 在传统中国的父权社会舆论体系和道德伦常的约束下，特别是宋代家推崇的“贤惠”、“平静”、“隐忍”、“节俭”等女性美德的要求下，女性们在婚姻中大都兢兢业业地扮演着“好妻子”、“好儿媳”、“好母亲”的角色。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相较于后世，宋代时人甚至儒学家的观念较为开放，宋人在对待女子守节这一问题上，远没有后世“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般严苛，诸如海瑞为守节饿死亲生女儿的事情是绝不会发生的。那么宋人的态度究竟如何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宋代的理学家们对于妇女再嫁问题的态度。宋代大儒二程兄弟的弟子所著的《河南程氏遗书》中有记载：“或曰：古语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绝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1]从中可见，程颐没有完全反对妇女再嫁，也并未要求广大普通妇女必需守节。而在现实生活中程颐的甥女曾经再嫁，其侄媳也曾改嫁。程颐对此也持支持的态度，并盛赞父亲“嫁遣孤女，必尽其力”[2]。称其父操持外甥女再嫁之事是“慈于抚幼”[3]，并赞扬帮助妇女再嫁的行为。 接着我们再看看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对妇女改嫁的态度。朱熹在其好友郑鉴亡后写信给郑妻兄陈师中，希望陈师中劝其父前宰相陈俊卿鼓励郑妻不再嫁以“养老抚孤”――赡养好郑鉴的父母和抚养郑氏遗孤成人。而这并非为了限制妇女自由，而是出于对朋友逝后亲老子弱的担忧。朱熹甚至亲书陈俊卿，希望扭转世俗普遍不顾亲老孤弱的习俗。此一劝说没有成功，郑妻在其父主持下改嫁名士。但如果就此就认定朱熹限制妇女自由反对妇女再嫁，实在是没有综合考察相关情形而致片面理解之缘故。实际上，朱熹也赞扬女人新寡再嫁，他在与吕祖谦共同编写的《近思录》中果断引用程颐父亲取甥归嫁一段入“家道”章，说明了他对孀妇再嫁的同情与理解： “嫁遣孤女，必尽其力。所得俸钱，分赡亲戚之贫者。伯母刘氏寡居，公奉养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从女兄以归。教养其子，均于子侄。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惧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归嫁之。[4]”朱熹还说：“夫死而嫁固为失节，然亦有不得已者，圣人不能禁也，则为之制礼以处其子，而母不得与其祭焉，其贬之亦明矣。”[5]再次表明了朱熹对妇女改嫁的同情。 通过列举宋代两位代表性大儒对女子再嫁这一事的态度，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宋代的理学对妇女守节一事并未做出太大限制。被后世诟病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这一言论最初并不是用来针对妇女，而是程颐对士大夫阶层男女双方的理想要求。这里“失节”的“节”并非特指贞操，而多指精神气节。朱熹也说：“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6]意思是，以前程颐曾谈到此事，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以世俗的眼光来看，这实在是不切实际事理，但从知书达理的人来看，一定知道这样的思想行为是很难改变的。实际上，于婚姻观之外，程朱理学思想体系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主要涉及天理人欲之辨并事关义理。儒家采取道德主义态度，把个人欲望纳入公共道德的范围，在利与义不可兼得时要求个人能去利取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根源上与理学天理人欲的心性论密切相关。这里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针对士大夫而提出的道德规范，目的是勉励强调士大夫守节持道。 探讨完宋代理学家们对妇女再嫁一事的态度，我们再来看看宋代的社会环境。通过阅读相关史料我们可以发现，宋代人对妇女改嫁态度也并不太严厉。寡妇再嫁具有普遍性，再嫁之女上至宗室，下至普通老百姓，并且得到了士大夫阶层乃至最高统治者的许可与赞同。宋英宗治平年间诏“令宗室之女再嫁者，祖父二代任殿直若州县官以上，即许为婚姻。”神宗元丰元年“诏宗室祖免以上女，与夫离再嫁者其后夫己者，转一官。”范纯佑死后，其父范仲淹将其妻改嫁门生王陶。王安石因其子嫌妻，怕儿媳受屈，遂帮助选婿另嫁。二程的亲属中亦不乏改嫁之人。即便是宋英宗的女儿亦曾再嫁，更有甚者，宋朝皇帝的妃子当中居然也有改嫁者，如光宗张贵妃，《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传下》有载，其“后出嫁于民间”。所有这些说明妇女再嫁对于嫁娶双方来说都属正常的社会现象，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也未见时人有指责者。[7] 张邦炜先生的《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8]一文深入的研究了宋代妇女令人“叹为观止”的改嫁情况。张邦炜说：“宋代妇女再嫁者不是极少，而是极多。”他先以洪迈所撰《夷坚志》一书为例。“书中所载妇女改嫁的事比比皆是，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