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4日.docxVIP

孙冶方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4日 　　我不久前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回来，看到人家解放后，一心一意建设了三十多年，远远走在我们前面。我们天天讲阶级斗争，硬性地不断改变所有制关系，把我们国家搞成目前这个样子。我们同南、罗不能比，更不能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了。作为中国人，作为共产党员，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吃香，国家这样落后，实在使人痛心，想起来都要掉眼泪。对于这一切，毛主席要不要负责?都说成是刘少奇的过错，太不公平。至少这十年和刘少奇没有关系。我同意90号简报上李洪林同志的发言。我同意小平同志的话：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确切地理解这句话，是说没有毛主席就不能在一九四九年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即使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也迟早总是要胜利的。毛泽东同志过去讲过：我们取得革命胜利付出的代价很高。希望今后在建设时期少付一些代价。事实怎样呢?事实是在困难时期，特别是在文化革命时期，死了千千万万的人。我们所付的代价比任何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都高，甚至超过了苏联。　　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并不能损害他的伟大。他的伟大业绩是不可磨灭的。同样，一九五八年以后他的极“左”思想和错误也是抹煞不了的。不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账搞清楚，我们就不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前进。正如为了更好地往前走需要回过头去看看走过来的路一样。我们要为第三世界作出榜样，希望将来他们革命时，不要再产生第二个波尔布特。主席曾经说过，西欧国家和美国为什么不发生革命呢?是因为那里生活太好了。这个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中国搞成这个样子，与“越穷越革命”的理论有关系。西欧和美国的工人之所以不起来革命，我看是因为苏联、中国的榜样不好。搞阶级斗争死那么多人，生活水平那么低，生产发展不如人家，你比下去了嘛。(林韦同志插话：在我们这里革命本身就是目的，人民生活的提高倒不是目的。)　　主席的话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是原来就讲错了。比如，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说，我们现在的商品、货币、八级工资制，这和旧社会差不多。我们知道，经济学上的商品、货币、八级工资制等等范畴，说的都是生产关系。怎能说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旧社会差不多呢?这话如果是我孙冶方或任何别的人说了，岂不要被打成大右派吗?　　又比如毛主席说：要分清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哪有与政治无关的思想(指社会科学方面的思想)?哪有没有思想的政治?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怎么能分清呢?我们的宪法中规定了言论自由，但始终没有执行。就从反右说起，最右的右派无非是主张“轮流执政”，既然宪法保护言论自由，人家可以这样讲嘛。我们也可以批嘛。反右的结果是人们不敢讲话、不能讲话，不讲话怎么能分清是非呢?主席听不到大家的话，再加上个康生“判决”，事情就搞坏了。所以，问题不在于分清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而在于要分清是思想、言论问题还是违法乱纪的问题。言论自由要保护，违法要依法处理。我这样讲大概是会惹人的。听说张耀祠说，他不“心慈手软”，我也不怕再进秦城。顺便说，康生的问题，我也还是要揭的。据说汪东兴在中办说过，谁再讲康生问题，要关起来。如果还是要他当家，我难免再被关进去。　　又比如“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是刘少奇“塞进”八大决议的，怎么说得通呢?实际上这个话并没有错，我记得斯大林就这样讲过。(林韦同志插话：列宁讲过近似的意思。)当然斯大林讲得不完全，计划、管理方法等等生产关系方面的许多问题也是需要不断改进的。但是既然经过革命，生产关系已经大大改进了，主要的任务就成为发展生产力。主席过去很强调发展经济，特别是毛选第四卷多处讲到取得政权以后就要讲发展生产问题。以后天天讲阶级斗争，和过去的思想是矛盾的。　　我很赞成马洪同志的意见，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是真正懂得搞经济建设的。有个柯庆施，对经济工作一窍不通，胡搞，但主席很看重他。三年大困难后，陈云同志根据耕畜繁殖的速度等，认为农业的恢复必须有三几年时间，后来事实证明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但柯庆施认为陈云的意见右了，保守了。基本建设要缩短战线，打歼灭战，这是主席自己多次讲的。根据这个意见，经总理亲自审定，下了一些项目，当时主席也是同意的，但是后来主席却出尔反尔，大批“下马风”，实际上矛头是针对总理的。　　第二种是原来并没有讲错，但真理再向前跨过一步就变成谬误。其中有些东西是主席自己强调过分的。例如，“矫枉必须过正”的思想运用到建设事业上来大不妥当。物极必反，强调过分，使得本来正确的东西反而被否定了。　　例如“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的方针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如果我还能写一本政治经济学的书的话，我要把这一条写进去。中国落后，没有那么多现代设备，继承的工业基础基本上是旧的，因此我们现在只能半土半洋，搞许多中小型的企业，不能只靠买许多大洋设备，我们也没有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