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话的特色.DOC

PAGE PAGE 3 上海话的特色 上海话的历史只有七百多年，比苏州话和松江话的历史要短得多，但是上海话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方言，这是由上海独特点地理环境和历史的独特机遇所决定的。原来上海处于长江三角洲的滩头，所谓“上海滩”是对它的最合适当称呼，它是远离府治的乡村僻地，处于经济发达地域的边缘。历史上苏州府和嘉兴府是两个大府，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松江府却比较落后，而上海地区又是在近海滩，所以就整个松江地域的方言来说在太湖片里发展是很缓慢地，上海方言更为古老。它保留着许多松江方言留给它的很古老的语音和词语。然而，上海又面临东海，碰上了特殊的机遇，1843年上海被迫开埠以后，成为一个自由发展的租界，有相当长时间的市民自治，使上海迅速变成一个国际大都市、金融中心，庞大移民和高速经济的冲刷，使上海话一跃成为太湖片吴语区发展最快的语言。近一百五十年来，上海话和上海这个城市一样突飞猛进，上海话中的一些要素在短短的两三代人里就可以看到较重大的变化轨迹，这在国内的近代语言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点。 概括地说，上海话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 新旧交杂语言跨越度远 上海虽然只有七百年的历史，但是松江地区的人类活动却又六千多年的历史，上海的初民从松江移来，加上上海地区历史上语言发展缓慢，原江南地区语言中不少古老的语音、词语一直保留至今。比如上海话里“锯子”读如“盖子”、“五虚六肿”中的“虚”读如“嗨”，这都是中古早期江东方言在今江南的遗留。上海话里的“角落”就是“角”、，“鸡壳落”中的“壳落”就是“壳”，为什么会有两种说法呢？这是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的证明，即[kl]这个复辅音现还遗留于上海话里，有时读[klo?]，有时分成两个音节读作[ko?lo?]，有时单辅音化读为[ko?]。上古有[kl]这个复辅音还可在汉字的形声字里找到证据。如“格、胳”的声母现读[k]，“络、洛”的声母现读[l]。在老年人的老派语音中，“帮”、“端”的声母不是读[p]、[t]的，而是读一种伴有浓重鼻音的缩气浊音[’b]、[’d]，这种缩气音现在浙南庆元、仙居等山区才有，在壮侗语里还有这种音。壮族、侗族人都是古越人即古代百越民族的后裔，百越语音的缩气音作为一种语言底层还长久保留在上海话的主要声母中。这些例子说明上海语音里还保留着很古老的因素。近一点的例子，比如上海话里“龟、贵、鬼”白读都读[?y]，读如“举”，不读“桂”；“亏”[?hy](吃亏)读如“区”，又读如“奎”；“柜（柜台）、跪”[?y]都读如“距”；“围（围巾）”[y]读如“雨”，“喂（喂饭）、圩[y]”读如“迂”，不读如“为”、“委”。在乡村有的地方，“归去”（回去）还读如“居去”，“鲑鱼”还读如“举五”，“钟馗”读如“钟具”，这最后几个读音在太湖片吴语区里是保留最老的发音了。但是，语音的快速合并，上海话又是跑在最前面的，如“碗”“暗”不分，“官”、“干”不分；“圆”、“雨”不分，“权”、“具”不分，“出书”与“拆尿”不分，“石头”与“舌头”不分，这些都是上海话里首先发生的，走在其他吴语方言的前头。上海话的入声韵是吴语中保留最全的。在乡下老年人中，“客[khɑk]”、“掐[kh??]”、“刻[kh∧k]”、“渴[kh??]”、“磕[khe?]”、“壳[kh?k]”、“哭[khok]”都不同音，即有七个基本韵，发展到现在城区的青少年，合并到只余下二个了，“客＝掐＝刻＝渴＝磕[kh??]、壳＝哭[kho?]”。上海话的韵母从19世纪中叶开埠时的62个，归并到20世纪末新派只有32个，就在四代人中完成，这种语音上的跨度也是其他方言中没有发生过的。上海城里语音的内部差异很大，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说着不同发展层次口音颇不相同的上海话，彼此常常觉察到差异，但也没感到有什么交际障碍。偶然发生理解错误也是有的。如有一个老上海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批评公共汽车上青年售票员把“乌鲁木齐路”叫成“麦琪路”，因为“麦琪路”是原来殖民主义者取的旧路名。其实是他听错了，该售票员叫的是简称“木齐路”（双音节化倾向），那是新派语音[A]、[o]开始接近，[?]向[?]（“齐”的声母）合并对结果（齐＝琪）。又有一次有人在报上批评越剧青年名演员赵志刚在领奖时说“今天我捞到奖了”，言语不够文明。其实赵志刚是说“我拿到了奖”，“拿”字的读音在年轻人口中已从[nE]演变为[n?]，与“捞”字音[l?]相近。那位长者是听错了。现在[n?]倒是恢复了上海话的旧音，1862年麦高温记“拿”的音就是[n?]。老派、新派不管哪一派，在上海都没法成为权威左右别人的说话了。 二 南北融会语言宽容度高 上海成为商埠之后，全国各地的移民汇集上海，他们的语言势必对上海话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江浙人多，语言也和上海话相近，对上海话的影响最大。南北语言在上海交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