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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分析方法之批评 　　学术问题的研究，通常有与它相适应的一套方法，方法直接左右着研究的成果。就像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一切学术研究，无论从哪一方面考查，都是围绕“科学方法”展开的。甚至可以说，胡适因“科学方法”而确立了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　　当代书法研究中，也有一种方法，即形式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从局部到普遍应用，几乎贯彻在整个书法复兴时期，尤其在创作与教学实践中，正在全面证验着它的某些功能，并成为现代书法理论的支撑。似乎使人觉得，三千年来，那总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中国书法一下掀开了它神秘的面纱，让人看清了真相。这方法如一柄犀利的刀，对书法的一切形式构成进行着精微的剖析。乍看起来，创作、鉴赏、教学及理论陈述都有了着落。　　书法是在中国文化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一种文化样式，在悠长的历史进程中，缓慢地长成为现在这个模样。可是在现代，它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并走向了厄运。这与18、19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总体遭遇相仿佛，文化本体遭到全面批判与否定。书法发展到当代，有观点认为，“随着中国现代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书法必然会由古典形态转向现代形态，除非它在固守传统中自然消亡”{1}。这种消亡的厄运，似乎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必然结果。书法则应从“古典形态”转向“现代形态”，不然，“作为其内容和基础的大传统文化被抽取或置换，则书法抽象形式本身便变得空洞贫乏或是莫名其妙”{2}。为了挽救由此而来的消亡的厄运，只能是适应这种文化转型去寻找转型后新文化下的书法的“现代形态”。　　这种“现代形态”首先要求的是重建书法的时空观念，即从传统书法对时间的重点关注转到现代书法对空间的重点关注。进而，在空间关系中把原来只在“字”这一层面的关注转到“不把书法作品看做由汉字组成，而是看做由在时间中展开的线条所分割的、充满感情色彩的空间所组成”，这种空间观念的转换“在于把对部分空间的被动关注变为对一切空间的积极感受，从而发掘出一切空间的表现潜力”{3}。文化现代转型对传统书法的这一本体性的反省，完全改变了研究的方向，因此形式分析方法应运而生，应时而立。　　形式分析方法改变了传统书法的价值观：从“成人”到“成物”。从而使主客体相融统一到主客体对立分离，而形式作为一种“存在”，进入基本的、重要的研究领域，书法文化意识被消解。在实践层面，创作正在反复设计着某种空间关系的最佳模式 ，品评亦在借助数学化的比例测试空间关系是否规范、协调统一。从书法专业教学方面看，“从古代书法作为文化传播的方式到近代书法转型成为艺术创作的目的，对书法而言，定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4}。书法再不适应师徒授受的方式，怎么教？随着形式分析方法的确立，似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体现在教学中，要求：1、对空间情调的协调与敏感。2、有意识地训练学生对抽象空间的敏感。3、充分关注现代艺术，并注意将它们与书法作品的空间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基于对空间意识的特别培养，形式分析方法成为了创作作品和研究作品的不二法门。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目而有据”，也才能真正把感觉到的东西说清楚、讲明白，来医治梁漱溟诊断的中国文化五病之一的“暧昧不爽――中国文化有使人看不清，疑莫能言”之病。看来，书法受此病害尤深。欲除此病，则要进一步从改变书法的空间关系入手。邱振中认为：由于笔法空间运动形式的终结，章法的空间处于了突出的位置，因此“章法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笔法不得不让出它第一小提琴的位置”{5}。笔法的位置下降，章法的位置上升，实现笔法到章法的转换，空间关系成为书法的核心。于是，他这样定义了书法：“徒手线连续运动中的空间分割”。顺此定义，形式构成自然成为分析方法唯一的对相物。近些年来，全国展投稿作品的创作、设计使形式构成成为一块人人都热衷的实验园。实验的效果，也?_实证明了分析方法的有效性。“广西现象”应该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文化向世界开放，也决定了中国书法向世界开放。这种开放唯有表现在那些抽象的形式因素、那些粗浅的表层的墨痕，以及运用那些滴、甩、涂、抹的方法。认识层面则是观念的图解，而线的情感表达及生命的含蕴则成为永远的缺失。因此，所谓书法向世界开放，也只有形式图式似乎构成了唯一的通道。　　书法创作活动是应该包括作者、作品、接受者三个方面因素的共同活动的过程。在这三个因素中，很显然，作者、接受者常处在复杂的动态过程中，其个别性、偶然性导致分析的方法难以获取框架、法则。唯有“作品”的形式作为“静”的存在，给分析方法留下了地盘。因此，极力为获取形式的“客观”意义建立分析的技术与标准，并进而形成可操作，可检验，可言说的法则，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当然，这样做的代价，显而易见，必定消解含蕴。邱振中十分明白，他也曾说：“艺术理论中的分析，正是理性对直觉的部分征服。当然谁也不能征服艺术中全部的神秘，但我们能说出一部分，尽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