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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类研究综述 　　【摘 要】词类问题是汉语语法学史争议最大，争议时间最长的一个问题，很多学者针对汉语有无词类、划分词类的标准是什么等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汉语语法分析方法和理论的进步。本文主要介绍了不同时期汉语语法学中对词类问题的讨论。　　【关键词】词类；句法成分　　现代汉语语法学的建立和西方语言语法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语法研究中关于词类的观点即根植于西方语言“词本位”的观念。现代汉语中的词和西方语言是不同的，西方语言中的词与词之间有空格，不需要划分，而汉语是字与字之间有空格，因此，词类理论中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划分词的界线。还有西方语言有词形变化，词类划分可以依据外在的词形变化，但是汉语没有词形变化，词类划分只能依靠内在的句法功能。诸多问题的存在，使得词类问题成为汉语语法体系中一个难以回避，有难以解决的难题，至今为止，对词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　　一、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　　这一时期的词类研究主要以马建忠和黎锦熙为代表，此二人同是在西方接受的正统语言学观念，也从西方带来的现代语言学的观点和研究方法。马建忠是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汉语的第一人，他为汉语建立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词类系统，他以古代汉语为研究对象，将词称为字，词类称为字类。他认为划分字类的标准是意义，当一个字有多个意义的时候，只有用于句中才能对其进行确切的归类，一旦这个字离开了具体句子就无法确定其词类，因此，马建忠对词类划分的观点是“字无定义，故无定类”。　　以现代汉语作为研究对象的第一部语言学著作应该是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黎锦熙先生认为划分词类的标准是句法功能。汉语的词在句子中不仅可以承担一种句法功能，其功能往往是多个，因此，黎先生认为一个词一旦离开它所在的句子便无法对其进行分类，据此，黎氏提出“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虽然和马建忠提出的划分词类标准不同，但是二者殊途同归，都认为词无定类，要到句子中确定。　　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这一时期，更多的学者到西方学习，带回来更为先进的语言理论，同时，随着汉语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开展，语言学家对汉语自身的特点认识得更加深刻，提出的语言理论也更加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摆脱了以前对西方语言理论的单纯依赖和模仿。在此情况下，文法革新运动应运而生，旨在反对模仿西洋文法，建立符合汉语实际情况的语法体系。这一时期，学者关注和争议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划分词类标准和词类与句法成分的对应关系。　　对第一个问题划分词类标准而言，这一时期的观点主要有三种：意义、功能和形态。意义标准的代表人物是王力先生和吕叔湘先生。“实词的划分，当以概念的种类为依据，虚词的分类，当以其在句中的职务为根据”。意义有一定的主观性，完全依照意义划分词类，划分出来的往往是概念的种类，而不是基于结构的。所以，此标准后来遭到多数学者的反对，连吕叔湘先生后来在他的《现代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也说意义是判断词性的捷径，但只是半个标准。从功能上划分词类主要提倡者是傅东华先生、方光焘先生和陈望道先生等。这些学者对功能的看法是综合的，即作句子成分的功能、短语组合功能、二者相结合。傅东华持句子成分观，但可惜的是他也认为离开句子，词类便无法确定。方光焘认为用短语组合功能划分词类更合适，持最后一种功能观的是陈望道。功能标准后来被大多数学者所赞成，直到现今也是如此。高明凯是形态标准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汉语词语有实词和虚词的不同，但是，汉语的实词没有形态，自然也就无法分类。虚词是语言中表示词和词之间关系的，可以分类。因此，高氏所谓的划分词类只能是汉语无词类。这种观点没有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赞同。　　至于词类和句法成分的关系，这一时期的学者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线制、双轴制和三层制。一线制即主张在分析句子时将词类和句法成分合二为一，采用一套术语，这一观点前提是认为汉语无词类，这不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语言分析的潮流，自然不会得到多数学者的支持。持双轴制的学者主张设立词类和句法两个层面，但是汉语的词类是多功能的，和句法功能无法一一对应，期间的不对应，很多学者提出了改变词性和增加功能。双轴制的观点虽然不错，但是改变词性和增加功能不过是词无定类的翻版。基于此，有的学者提出，在词类和句法成分间增加一个层次，这就是所谓的三层制，但是大家对增加的这个中间层次众说纷纭，无法统一，这只能使词类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徒增烦恼而已。　　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这一时期的学者掀起了词类问题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主要集中在汉语有没有词类、划分词类的标准是什么、汉语有没有形态、形态是什么等问题上展开。关于汉语有无词类，主要的观点还是两类，要么主张有，要么没有。最终认为汉语有实词和虚词的区别，都可以再分类。关于划分词类的标准，最初众说纷纭，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