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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路径依赖规律在认知层面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摘要：当前,国际政治领域对外交决策中的心理学研究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是以罗伯特·杰维斯为代表的“知觉”的研究。本研究希望借鉴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规律并以之为分析框架分析在认知领域路径依赖规律对外交决策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并归纳一些对外交决策有益的理论启示。 关键词：错误知觉 认知 路径依赖 外交决策 一、理论回顾 1、路径依赖理论的发展：（Path－Dependence） 路径依赖理论最初的研究关注是技术发展层面的问题,由保罗·大卫在1985年提出， W·马兰·阿瑟在保罗大卫的研究基础上发展了该问题，形成了技术演进中的路径依赖的系统思想，后来， HYPERLINK /view/266346.htm \t _blank 道格拉斯·诺斯将前人有关这方面的思想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将路径依赖范式运用于制度变迁领域的研究，实现了理论上的突破。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主要内容是，制度变迁如同技术演进一样，也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强化。 2、认知心理学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出色运用---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 在研究对外政策的时候，占主流地位的国际关系理性观念假定决策者是理性的人，能够完全左右国家的行为，并在决策中追求效用的最大化。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用认知理论来分析和解释外界决策的制定.具有代表意义的是罗伯特·杰维斯借鉴认知心理学领域的相关成果。本文将在随后的论述中探讨路径依赖与决策者认知形成过程以及影响外交决策的错误知觉的关系。 二、外交决策中的错误知觉： 1、外交决策 对于外交决策这一概念，詹姆斯·多尔蒂等人认为，简单来说，决策(Decision Making)就是在存在着不确定因素的备选方案中做出选择的行为。 李渤认为，国家的对外政策决策，就是国家对外决策系统以某种方式，通过一定程序制定或调整对外政策的过程。[1] 因此，对外决策理性选择模式，即一个国家作为一个追求国家利益的“合理行为者”，通过“基于合理计算的选择”而调整国家的对外行为，经过而获得的利益最大化，就成为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换而言之，政府应该依据明确的对外政策目标，对面临的多种方案的得失进行分析，权衡，从中选择出一种效用最大化的过程。[1] 2、外交决策中的错误知觉 不难发现,知觉作为一个重要的干预变量在外交决策研究中被赋予较大的意义。在定义形势的时候，大多数决策理论家均认为，决策者所认识的世界至少和客观现实同等重要。[2]罗伯特 基维斯指出，“如果国家行为由其所处的环境所决定，那么讨论行为体的意向既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研究人员只要努力预测环境的变化就可以了，因为环境的变化可以表明行为体会做出什么样子的反应，决策者则可以任意使用自己的替代认同，能力，只要问下自己在同样的情景中采取什么行动就足够了。”[3]同时，他认为，错误知觉的产生，以及产生的可能性，应该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干预变量纳入外交决策研究，以解释主流现实主义所不能解释的国家行为与国际体系变化“脱节”和“滞后”的现象。 三、路径依赖规律与影响外交决策错误知觉的生成 本研究认为，路径依赖式的自我强化机制在人的心理认识发展过程同样存在。一旦某种认知产生后，该认识将在未来的实践中通过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得到自我强化，即使在原来产生这种认识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存在的状态下仍然保持原样。认识上的路径依赖效应，造成知觉方面一定程度的“认知闭合现象”，即，行为体坚持自己原有的认识，迅速排斥与自己认识不相吻合的信息，他们很少走向另一个极端，迅速改变自己的认识。[3] 认识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效应直接和间接地导致了外交决策者的错误知觉的生成。 1、路径依赖效应直接导致了错误知觉的生成 杰维斯发现，心理学的几个导致错误知觉的重要机制在国际政治领域同样地起作用。具体包括：“认知相符”，“诱发定势”，“历史包袱”，[3] 罗伯特，杰维斯文在其著作“知觉于错误知觉”中所提出的态度维持与变更机制，可以被认为是认知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效应产生的根源，即，人在主观上容易接受既有的，（已经产生了的）认识，并尽可能少地改变自己的认识。如果发生了与原有认识不符合的新情况，人们往往会通过八种机制来维持自己的原有的意识。然而，如果新的情况发展到了以上8种机制所不能化解的程度的时候，以各种观念所交织起来的认识体系只能以渐进的方式变化，人们通常会改变外围的认识的变化来维护核心认识的变化。涉及核心认识的妥协也会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二表现出相当不稳定的状态。[3] 正是由于人们在主观上倾向于坚持已经存在的认识，特别是核心认识，才使得他们在遇到与自己原有认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