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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消费支出与我国生产总值的关联性分析 第 PAGE \* Arabic \* MERGEFORMAT 12 页第 PAGE \* Arabic \* MERGEFORMAT 12 页 最终消费支出与我国生产总值的关联性分析 引言 2 0 1 2 年全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19322 亿元人民币，以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中间价 6.2855 计算，折合82622 亿美元，这一数值接近德国、英国和法国三者的 G D P 总和，超出日本22780 亿美元，综合显示了我国近年来整体经济实力的攀升。然而，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面临严重的供求失衡问题，我国自2000 年以来相继推出了包括开征利息税、家电下乡、公务员加薪以及消费券发放等措施在内的积极财政政策，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角度来治理供求脱节问题。然而，十几年过去，中央政府和地方有关部门都付出了很多努力，却未能建立起拉动内部需求的长效机制，国家 GDP 增长率虽然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但是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高投资和对外出口，内部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已经对我国维持经济内在依赖赖性的基础产生冲击。 一般学术界将最终消费低下的原因归结为较为缓慢的居民年收入增长速度、消费需求结构转移、刚性支出、收入分配体系问题以及不健全的金融市场等因素，其中以收入角度的分析最为具有代表性；对于投资引致的供求失衡，过度投资下的外部经济影响、城镇化、工业化、原材料价格以及地方政府冲动投资等都构成拉伸供求差距的主要原因。对于我国而言，内部消费经济供求失衡是由多方面因素引致的结果，表现为投资、消费与政府采购等多元化均衡路径转移，而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作为国民经济统计工具中较有代表性的途径，支出法从产品使用出发，通过加总一年内各项最终产品的支出总额而得到计算期内的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对于研究消费、投资和经济增长较为具有较强的实践应用意义。 从支出法构成来看，最终消费支出、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以及资本形成总额构成了其基本权重，而其中与居民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变化具有较大影响。本文以1978-2011 年统计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OLS 基础上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最终消费支出为主导，分析了支出法口径下国民生产总值的子项目综合贡献率，希望能够在宏观层面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消费支出来源提供政策参考和有价值的指导意见。 支出法口径下的 G D P 结构特性与最终消费支出变动趋势最终消费支出是支出法统计口径下的子项目之一，据我国统计数据显示，最终消费支出从1978-2011 年始终保持总量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如表1所示，然而消费增长率却呈现出稳中有降的局面。从最终消费支出构成来看，商品性消费、文化生活服务性消费、自给性消费以及住房和水电煤气消费构成了居民消费的总体，政府性消费则涵盖财政预算内事业性费用支出、预算外资金经常性支出、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折旧等项目。 从GDP 和最终消费支出变动的时间序列来看，二者之间具有共同的增长趋势，我国最终消费支出的计算公式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 +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 + 政府支出”，数据的增长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上升，逐年下降的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GDP）则在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境，即经济总量高增长的国内外环境基础正在发生动摇，非均衡性发展后遗症有所显现。在面临环境、劳动力和资源约束的条件下，消费和储蓄趋势“倒逼”经济结构的转型，如何落实经济增长和消费政策、释放制度性红利是下一个阶段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我国经济应该建立投资和消费的内在良性循环，从经济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四个环节出发，促进有利于消费率增长的国民收入分配和发展机制。 从支出法统计口径构成的资本形成总额和货物服务净出口方面来看，资本形成总额在小于最终消费支出的整体趋势条件下，保持了逐年上升的态势，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两个部分，以常住单位在特定时期内获得减去处置的固定资产和存货净额为计提对象（见图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一栏呈现出数据变动的阶段性特征，以1994 年为分界点，之前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表现出频繁波动且顺差、逆差交替的特征，这既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也与特定时期内的经济体制和国内外经济环境有关，在1994 年之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进入同步上升轨道，以常年顺差作为主要结构特征，反映出近年来我国国际贸易实力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见图2）。 国内生产总值和组成结构的计量经济模型建立相对于生产法和收入法的统计方式，在支出法下的国民经济统计工作中，以最终消费支出占据较大比重，因此可以作为 GDP 增长的宏观解释变量 X1，资本形成总额在最终消费支出之后，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投资和资本变动情况，作为宏观解释变量 X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相对于前二者的数值较小，作为宏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