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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国化的途径和规律 一、佛教中国化的条件和途径 佛教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等诸方面的因素。 （一）取决于佛教自身的理论优势和弘法动力 （二）取决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约和融摄 （一）佛教自身的理论优势和弘法动力 佛教为什么传入中国？《法华经》所说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为使众生开示悟入佛之境界一语，从文化本体论上指出了宗教存在于世的价值和理由。 正是基于佛教自身的开放、含容性质，所谓“中国化”，就是佛教在传教过程中“契时应机”的方式和结果。佛教的“性空”智慧和慈悲精神导致传播中的独特方法论──方便善巧。以真俗二谛的真理论和方法论为根据，出世殊胜的佛法不离世间并体现在世间生活之中。这“中国化”就其适用范围表现为： 进入异质文化圈的“本土化”。 体现时代精神的“现代化”。 三根普被的“民义化”。 超越的宗教理想和修证实践，必须适应众生的根机而随开方便之门，但滥用方便，也导致了日后佛法的变质。故前者是本、是源，后者是迹、是流。以二谛论观照中国佛教史，究竟与方便的人天之战，演出了中国佛教二千年的一幕幕悲喜剧。禅宗六祖慧能“悟则转法华，迷则法华转”一语，可视为我们观察中国佛教史的一条主线。 （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约和融摄 佛教是中国人请进来的这一事实，表明中国社会需要佛教。重智慧、重解脱实践的出世性佛教能弥补中国思想、中国宗教之不足。这是佛教能在中国二千年历史中传播发展的基本前提。而佛教在中国以何种形态发展，则取决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约和融摄。 作为一个异己的外来宗教，佛教在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过程中付出了相应代价而站稳了脚跟。作为中国宗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超越了中国本土儒道二教的弱点而承担起发展深化中国宗教的历史使命。 早在佛教如日中天的东晋十六国时期，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序》中，就指出“无上道服毁于尘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的危机。由此提出佛教“主体性”与佛教“中国化”的关系问题。从真俗二谛论角度看，保持佛教的“主体性”，为佛教存在的根源性问题；而佛教“中国化”，则为佛教在中国世俗社会的传播及双方互动的关系问题。“中国化”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手段，“化中国”才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目的。“化中国”与“中国化”是真与俗、实与权的辩证统一，真不离俗而不退堕为俗，实应兼权而不依附于权。在这一过程中，佛教获得了中国的表现形式，中国宗教和中国文化因佛教的加盟而丰富了自身的内涵。 因此，中国佛教史首先是佛法在中国弘传的历史，是灵与肉、精神与物欲、法性与无明此消彼长的心路历程。其次才是作为世俗层面的中国文化重要内容的演进史。而中国佛教徒经常面临着的，是“谈真则逆俗，顺俗则违真”（僧肇：《肇论·物不迁论》）之两难困局。 二、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三重制约因素 佛教在中国时兴时衰的曲折起伏，受到三种关系的制约：第一，佛教与专制王权间的政教关系；第二，佛教与国教儒教间的教教关系；第三，佛教与宗法制社会的教俗关系。佛教能在中国得到传播，表明中国社会需要佛教。至于中国社会对佛教的迎拒和改造，取决于高踞社会之上的王权和国教，那么问题就简化为王权、国教和佛教三者如何保持动态平衡。当相对的平衡状态被打破时，三者就会用各自的方式以达到新的平衡。 （一）受政教关系之制约 佛教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突出表现为同国家的关系。二千年封建国家处于周期性的统一─解体─分裂─再统一的振荡之中，佛教的发展亦相应呈起伏状态： 在解体、分裂时期，佛教长足发展，但往往走向畸型，导致“灭佛”事件； 在强盛、统一的王朝，政教关系祥和正常，佛教保持适度发展； 在外族入主或中原王朝文弱时期，对佛教较多地限制、钳制，佛教处于萎缩状态。 中国佛教史上的“僧官制”和“度牒制”，表明佛教从未凌驾于王权之上，而是处于王权的有效控制之下，区别只在于这种控制的强弱程度。就佛教的圆融、和平的宗教性格而言，佛教只有在政教分离的格局下才能得到健康发展。 （二）受教教关系之制约 在世俗政权对佛教的制约背后，每每矗立着儒教的阴影，早期的夷夏之辨、危国论等民族问题、政教问题转为名教问题、白黑论、神灭论等更为深层的问题。儒教作为一种不健全的国教，其自身兴衰起伏，通过国家政权的作用，而制约着佛教的发展： 在儒教失落时期，佛教填补了儒教留下的精神真空，得到广泛发展； 在儒教重建时期，佛道儒三教鼎立，由于儒教作为一种宗教所具有的排他性，在中国历史上长达一千多年的三教关系争论，反映了儒教企图独霸精神世界的领导地位和佛教为求得自己生存空间的努力； 在儒教一统时期，佛道二教皆匍伏在儒教之下，佛教日益失去自己的主体地位。 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时空不平衡性，背后机制端在儒教。只要儒教作为政教合一体制中的国教，即使它处于名实不符的地位，儒佛之间就只能是一场不对等的竞赛。佛教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