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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摘抄读书笔记 　　中国通史摘抄读书笔记　　傅先生的《中国通史》在1960年出版，1978年修正再版。这本书在台湾出版的中国通史之中，是大家公认为很好的一部作品。现在这本书也要出大陆版了。傅先生在1984年故去，至今也有二十多年，墓木已拱。此书，虽然旧了一些，但也反映了台湾前面三分之一岁月的学术水平，也许，在大陆上长久是“一家之言”的学术天地中，这本书也呈现了实证史学的风格，让读者看到另一类的学术风格。　　“中国通史”这种体裁，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第一阶段就出现的叙述历史方法。1905年，清朝改变学制，许多中学和高小都需要读历史课。当时的课本，不论什么科目，普遍受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新式教育的影响。历史课也不例外，因此，当时第一批出现的历史教科书，都带着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和桑原骘藏所写的东洋史的影响。主要的特色是将西欧历史的中古近代三分法，带入了中国史。这一时期的断代，毋宁是削足适履，将不同的历史发展放在一个模子里硬套，和后来唯物史观的五段论，犯了同样的毛病。　　稍后一个时期，尘埃逐渐落定，学者们回到了中国的史学传统，编纂中国通史。柳贻征和吕思勉这些国学大家，从《资治通鉴》和《通志》、《通典》、《文献通考》这些所谓的“九通”中汲取材料纂为通史。这一类的著作史料丰富，但是常常不带入自己的史观。章太炎和；梁启超都曾经发过誓愿，要纂著有自己史观的通史，可是，都没有如愿完成。　　其实，中国的通史传统，早在春秋和三传的时代就是编年的通史。司马迁的《史记》更是创新体例的通史。断代史的《汉书》反而是《史记》之后按照时代叙述的历史。上面所说的《通鉴》是编年的通史，三通九通是专题的通史。中国的学术传统，经史互补，以史证经，以经论史。所以，宋明的书院都有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课程。《史记》、《通鉴》等书，其为通史，也是既为修身也为经世致用。读史的目的实在求知之上，更加一层深层的意义，世家可以藉此发舒自己坚持的人生价值。中国通史中，钱穆的《国史大纲》长久为大家喜好，就是因为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在通史中灌注了国族主义。　　1930年代以后，中国的史学，有了实证主义的传统，也有了如同西方史学最常见的专题论文，刊登于学术刊物，在一个一个专题内，用严谨的考证和编排，解决历史上的一些课题。这种实证史学的作品，一个一个解决问题，累积而为可信的历史叙述，不是上面所讲的几类中国通史可以比拟的。傅乐成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和他的堂兄傅乐焕、堂妹傅乐淑，都追随着梦真先生的实证史学，三人对于外族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各有所长。傅乐成先生在台湾大学任职，从助教到教授，他的研究专业是唐代历史，尤其注意安史之乱前后的民族关系。他对朔方兵和回纥马的研究，和东北、北方、西方与西南各种外族的起伏兴衰，有详细的分析，指出了安史之乱的本质，其实等于外族在中国土地上争衡。　　他对于1930年以后许多历史专业研究的成果也非常熟悉。他的《中国通史》能在十几种市面流行的同类书籍中，脱颖而出，获得特殊的地位，就因为他能够将几十年来史学界专业研究的成果，纳入通史的叙述中。例如：在隋唐史的部分，他不仅采用了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和《唐代政治史略论》两篇名著的观点，也大量采用了严耕望、全汉升、赵铁寒、傅乐焕、傅乐淑和方豪等等学者的意见。同样的，在上古史部分，他采用了李济、梁思永、傅斯年、杨希枚和石璋如等人的研究。在其他各章节，无不如此，他广泛地吸纳了抗战前后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也将台湾50年代以后二十多年的学术研究，都提精摘要，融入他的《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