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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OF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
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No.3,2014
影响18世纪礼仪转折的若干因素
杨 念 群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100872)
摘 要:对18世纪礼制转变的讨论似乎不应局限于思想史和观念史的思考范围,而应把它置于更
复杂的制度与民间生活的互动网络中予以全面把握。由此,不但要注意礼制的内涵与明清思想转折的
关系,而且也不可忽略这种转折与清朝帝王文化品味的诱导之间的关联性。通过对儒家“二元礼”的困
境进行反思,可以看到清代帝王和士绅如何寻究克服此困境的途径,可以进一步认识考据学与礼仪“经
世”之间的关系,可以重新评价科举制的功能,说明基层士人的身份认同及合理流动对礼仪重建有着重
要的支配作用。
关键词:18世纪;“二元礼”;礼制
一 “二元礼”践行困境的历史根源
清初入关后一直到18世纪初,从民间到皇家曾掀起过一场重建礼制的运动,张履祥痛感明代之灭
①
亡和基层宗族系统的崩溃,率先提出通过重建基层礼仪来恢复民间的生活秩序。 乾隆时期,凌廷堪则
②
在学理上提出“以礼代理”的方案,力图从思想意识上确立“礼”的核心意义。 清代皇家则通过敬天法
③
祖的程序,进一步强化对儒学价值观的认同。 但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礼仪重建工作,在
清朝中期以后却遭遇越来越大的挑战,究其原因,乃在于儒学内部的礼仪思想和实践本身一直潜藏着
无法克服的内在紧张。
在有些学者看来,“礼”拥有两个似乎彼此对立的特征,它既是基于神圣道德律令的规范性制度,又
是社会政治交换和操纵的工具。这就是“礼”的双重性,或者说是“礼”的二元性。“二元礼”既是儒家
终极价值和意义的来源,也同时构成了维系和巩固世俗社会政治等级秩序的合法性手段。其基本特征
是:它在俗世中确认神圣,因此既是道德的,也是功利的;是象征的,同时也是工具性的。但这种似乎能
够满足双重要求的价值结构,却构成了其内在的紧张。因为在强调“神圣”规范的同时,它的具体运作
与社会交换、协商及权力操纵紧密相连。“礼”构成了儒家象征秩序的核心单元,但同时也参与到社会
④
经济资源的控制和分配过程中,承担了世俗的工具性职能。 也正因为如此,在儒家实践中,由“礼”规
定的理想秩序与它在社会政治秩序中的实际表现之间,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冲突。问题是,某个人在具
⑤
体行动中到底是基于礼的规范,还是出于工具性的算计,就很难加以权衡判断了。
除了“礼”的仪式之外,儒家还有一套微妙的道德修辞去缘饰“礼”的正当性。但令人疑惑的是,儒
家语言丝毫也没有减弱礼仪义务与政治经济利益需求之间的张力,也没能通过说服人们,包括它的使
用者本人,来相信它传达的道德观点,从而完成自己的意识形态功能。相反,它为儒者提供了合法手
⑥
段,去掩饰他们为利益所驱动的动机,并在经济和道德回报之间来回做交易。 “礼仪”表述和运作之间
①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② 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③ 常建华:《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4页。
④⑤⑥ 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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