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比较经济学第6讲 近代欧洲历史上各国宪政民主.pdfVIP

第6 讲 近代欧洲历史上各国宪政民主 的生成、建构与演进 “天道（Providence）给予了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起源和命运，也会以多个途径将 正义和自由赋予各个政府：如果我们强制它们以相同的面孔出现或以相同的方法 来发展，那将愚蠢地降低它们成功的机会。唯一重要的是，秩序和自由的根本原 则应当以不同的形式——即一国对自身事务的介入（interference ），应在不同的民 族中间和在不同的时期发生——存在下去”。 —— 基佐 （Guizot, 1861, p.xx） 6. 1 宪政民主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历史 在与华勒斯坦的一次对话中，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Braudel, 1997, 中译本，页 55 ）曾深刻地指出：“如果追溯历史，人们就会发现，凡国家势力太强大的地方，资本主义 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他还接着举例到，“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乃至法国阔步前进， 这是因为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市民社会破除了封建制国家”。据此，布罗代尔认为，如 果不事先摧毁国家——无论是封建制的国家或非封建制的国家——，资本主义永远也不可能 发展起来。布罗代尔还接着指出，就此而言，传统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布罗代尔的这 一洞识，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解释就是：如果政府的科层制过于发达和强大，且对市场经济 秩序和人们经济与社会生活管得太宽、太严、太死，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就不能自发成长。 当然，对于布罗代尔的这句话，我们不能解读为国家和政府总是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和进步 的一种阻碍和窒碍力量。因而，对布罗代尔的这些评论，我们也不能误读为要摧毁国家或不 要政府才会生成经济增长的斯密动态机制，而是只有解读为只有用宪政规则约束住了作为国 家代表的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任意掠夺和操控之手，才能有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生发和成长 的空间和可能。 对于同样一个问题，社会学家韦伯（Weber, 1978, p. 974 ）不是从“国家—社会”二元对 立的视角把西方世界兴起的动力机制得以生成的“缝隙空间”视作为源自市民社会对国家的 替代，而是把之归结为现代理性国家的形成。按照韦伯对国家体制的两分法，一种形态是“世 袭家长制的”（patrimonial ）的国家，另一种则是合理与法治型（rational-legal ）的国家体制。 1 在后一种国家类型下，一个理性的官僚体制被认为在技术上较为卓越，因而被韦伯（Weber, 1978, p. 974）认为直接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作的自然要求相吻合：在这种市场经济中， “公共行政单位的官方企业被委任以在精确的、毫不含糊的、持续且在尽可能快的速度下实 施功能”。到底什么是世袭家长制的国家体制，什么是合理与法治型的国家体制？现在看来， 韦伯语境中的“合理与法治型的国家体制”，实际上就是近代以来逐渐在西方各国——尤其 是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以及美国宪法（1787 年）产生以来——逐渐形成的现代宪政民主政 制。 这种合理与法治型的国家体制是如何缘起并怎样逐渐在西方近代社会中生成的？从欧 洲历史以致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来看，近代宪政民主政制的源头在英国。尽管从历史上 1 来看，从公元 5 世纪开始，在威尼斯就出现了商人民主政体 ，但史学界一般认为，没有英 国《大宪章》（Magna Charta ）以来的英国宪政民主政制与法律制度的动态演化生成过程， 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美国、法国和德国的宪政民主，也就没有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现代民主政 治。因此，在研究欧洲近代法律制度与宪政政治的互动演化过程以及作为整体的二者与市场 扩展秩序的动态互动时，我们似乎首先应该把目光聚焦在英国近代宪政民主的发端及其演变 生成史上。 对于宪政民主政制与一个社会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近些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已 不少理论研究和经验考察（Przeworski, 1991; Myerson, 1995, 2000; Barro, 1996; Tavares Wacziarg, 2001; Barzel, 2002; Pers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