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之为艺术赵孟頫的藏书与汲黯传.doc

PAGE PAGE 37 书籍之为艺术 赵孟頫的藏书与《汲黯传》 为纪念恩斯特·贡布里希教授诞辰100周年而作 以“书籍之为艺术”来纪念贡布里希百年诞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贡布里希的藏书在中国美院落户，我们每天都在和他交流，二是贡布里希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一首中国诗译成德语时的问题”（1930）其实是从中国古籍开始的。所以这次是想从艺术史的角度讨论古籍。它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叙事，第二部分讲鉴定，第三部分讲材料和理论之间的张力。 一 《汉书》的故事 贡布里希在谈到一种技术如何会独立成为一种艺术时说：“有些艺术家认识到，艺术必须在程式的上下文中才能发展起来。人们必须创造、发展并逐渐改进这些程式，使它们达到令人赞叹的绝妙程度。可当代的批评家们并不关注和期待这种程式的改进。他们总是想有新的艺术。换句话说，他们感兴趣的是新样式、新风格、新运动、新宣言和新花招，而不是非常缓慢的渐进改良过程。在我看来，只有这种渐进改良的过程才能产生艺术。例如，中国的书法就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渐进改良才变成艺术，当交流手段的汉字其程式和传统在发展中确立下来之后，人们才可以欣赏那些微妙的简炼的手法，和标志一位汉学法家特色的偏离规范而富有表现力的笔法。我们可以设想几乎任何东西都能变成艺术，比方说，古秘鲁人的结绳语如果能够得到这样的渐进改良，也能变成一种艺术。只是这种发展并非一夜就可完成，它需要时间。我觉得，这一时间并非招之即来。”（E. H. Gombrich, ‘ The Museum’s Mission, the Enjoyment of Art, the Problem of Critics’, Art News, January 1974, pp. 54-57;中译本见杨思梁、范景中《艺术与科学：贡布里希谈话录和回忆录》，浙江摄影出版社，1998年，第209-210页）。 受此启发，我想讨论一下书籍之为艺术。但我不想细致地追溯书籍的历史，和它的漫长的改良过程，而是从一百年前的一段话开始。 光绪三十三年，王国维先生发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述美的两种形式说，第一种为材质（内容），第二种为表现技巧（形式），然后举例曰：“三代之钟鼎，秦汉之摹印，汉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书籍等，其美之大部，实存于第二形式。”其中列书籍为美的对象，这大概是近人的首次表述。其时为公元1907年夏，先生31岁。 从书史看，宋人刻书的艺术水准，超前越后，无可匹敌。在宋板书的收藏中，赵孟頫（1254-1322）的藏书虽后世所知寥寥，但在传世的铭心绝品中，有一部却最霁心悦目，未见有何书比它还更令人艳羡，这就是人们频频称颂的《汉书》。 明末的鉴赏家刘体仁（1612-1677）《七颂堂识小录》说：“宋板书所见多矣，然未有踰《前汉书》者。于中州见一本，出王元美家，前有赵文敏小像，陆师道（1511-1574，师事文征明）亦写元美小像于次帙，标签文衡山八分书。” 这一简述，寥寥五十几字，却是当时鉴赏家的共识。高濂《遵生八笺》论宋板书之美，独标《汉书》为佳，其说：“余见宋刻大板《汉书》，不惟内纸坚白，每本用澄心堂纸数幅为副。今归吴中，真不可得。”此即赵孟頫旧藏本，吴中即指王元美家。王元美名世贞（1526-1590），明苏州府太仓人，自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刑部主事，后累官刑部尚书。好为古诗文，始与李攀龙（1514-1570）主文盟，主张文不读西汉以后作，诗不读中唐人集，以复古号召一世。与李攀龙等称后七子。《列朝诗集小传》说：“于麟既没，元美著作日益繁富，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广，声力气义，足以翕张贤豪，吹嘘才俊。于是天下咸望走其门，若玉帛职贡之会，莫敢后至。”张应文，一位活动在嘉定和苏州一带的收藏家，与王世贞相善，在他的《清秘藏》中也说：“余向见元美家班范二书，乃真宋朝刻之秘阁特赐两府者（东京汴梁开封府，西京洛阳河南府）。无论墨光焕发，纸质坚润，每本用澄心堂纸为副，尤为精绝。前后所见《左传》、《国语》、《老》、《庄》、《楚辞》、《史记》、《文选》、诸子、诸名家诗文集、杂记、道释等书约千百册，一一皆精好。较之元美所藏，不及多矣。”（知不足斋本，卷上，第23-24页） 王世贞自己也说：“余平生所购《周易》、《礼记》、《毛诗》、《左传》、《史记》、《三国志》、《唐书》之类，过三千馀卷，皆宋本精绝。最后班范二书，尤为诸本之冠。”“前有赵吴兴小像，当是吴兴家入吾郡陆太宰（陆完，1458-1526，曾官兵部尚书），又转入顾光禄（顾恂，以子鼎臣贵，赠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成弘间崑山人）。余失一庄而得之。” 王世贞以一庄的代价换得《汉书》，真是惊人的豪举，以致后来再见到赵孟頫旧藏的《六臣注文选》，便只能且恋恋且怅怅了。《文选》卷五后有王氏跋，口气大变：“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