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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研究综述 xx年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济史的研究，与往年大体 相同，但是也有值得关注的亮点，这就是生态研究受到了 重视，尤其灾荒史的研究取得了比较重要的成绩。 传统经济评价唐宋社会经济变迁，是学者们比较关注 的一个热点，厦门大学举行了 “唐宋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 学术研讨会”，浙江大学也举办了 “唐宋之际社会变迁国际 学术研讨会”，就是直接体现。在由（中国经济史研究》编 辑部组织的“传统经济的再评价”笔谈中，阎守诚《从唐 代看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强调，从传 统经济的发展看，唐前期仍然具有从秦汉以来古代社会前 期的特点，即自然经济色彩浓厚，社会分工程度较低，商 品经济不够发展，自耕农数量较多；唐后期，传统经济的 发展出现带有古代社会后期的新特点，向近代社会发展的 特点，其表现在土地所有制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工商业的 发展、城市的性质和作用发生了变化、赋税制度的变革、 经济重心的南移等方面。中国传统经：齐在发展中受制约, 在制约中求发展，这种状况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都受 到影响。对明清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不应当有过高的估 计。韩昇《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复旦 学报5）—文，是对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一书的评 论，认为用数理统计的方法研究魏晋隋唐社会变迁及其对 政治的影响，可以使该时代社会政治史具有准确性，避免 轻易的定性分析造成的以论代史，但也遇到史料不完整和 不确定的障碍，对史料的选取判断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理 解。在士族的特点，士族与寒素、豪强、官僚的区分，其 向城市迁徙的意义等，均提出了与毛氏不同的看法。 农业农业仍然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研究课题。刘磐修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进与退》（史学月刊2）的基本 观点是：魏晋南北朝社会长期分裂对峙，但北方农业仍在 向前发展：耕作工具和耕作技术有了大的进步，牛耕得到 广泛普及，发明了畜力 耙及牵引软套，传统的耕一耙一糠北方旱田耕作体系 形成；继承汉代精耕细作的传统，发展区种法，重视提高 单位面积效益；农业中畜牧成分增加，是北方农业适应外 部变化的一次重大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农业增收和土地 利用率的提高。总体看，是进大于退。秦冬梅《试论魏晋 南北朝时期的气候异常与农业生产》（中国农史1）得出的基 本结论是：这一时期正处于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气候异常期, 具体表现为冷暖变化、干湿变化异常及各种自然灾害数量 的增多。气候异常一方面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传统农区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南方地区的 开发。气候异常带来的粮食歉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 动乱的重要原因。王玲主要论述了《魏晋北朝时期内迁胡 族的农业化与胡汉饮食交流》（中国农史4）：少数民族大量 内迁，逐渐走上了农业化道路，胡族的农业化是渐进的。 这一时期种植的粮食作物主要是粟、小麦和稻米等。胡族 农业化给胡汉饮食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这在饮食原料、 加工方法、酿酒业上有明显的表现。姜望来《隋末粮仓与 群雄盛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指出，隋末饥荒， 群雄竞起，为保证军粮供应及赈济饥民以凝聚人心，而对 洛口、回洛、永丰、黎阳等粮仓展开激烈争夺，粮仓得失 始终与群雄盛衰密切相关，并引起群雄混争局势之连环变 动。陆离《唐五代敦煌的司仓参军、仓曹与仓司一一兼论 唐五代敦煌地区的仓廩制度》（兰州大学学报4）： 土地设有 敦煌郡司仓参军等官员管理官粮的征收发送等事务，沙州 豆卢军军仓的管理则由其自身负责；吐蕃占领时期在沙州 设有仓曹，即仓岸，它源于吐蕃官职岸本，又受到唐朝仓 曹参军、司仓参军等职官的影响。归义军设立仓司，长官 仍为仓曹，其职能与吐蕃沙州仓曹相似，归义军官仓也同 吐蕃时期的沙州仓官一样，给寺院布施、发放粮油等。何 勇强《论唐宋时期坏田的三种形态一一以太湖流域的坏田 为中心》（浙江学刊2）认为学术界对于唐宋时期坏田的争论 是由于江淮、浙西、浙东不同地区的坏田在形式上各不相 同之故。孙彩红《唐代屯田、营田费用与效益的量化分析 ——以营田粮食生产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3）指出, 一般情况下唐代军士屯田营田的平均产量若达6斗以上， 其生产成本会低于同等条件下的和汆费用。较之长途转运 所费，财政、经济效益均比较突出。募民屯田营田的亩产 量若少于6斗，会导致人不尝费，经济效益比较差，但与 长途运粮或高价和汆的费用比较，其财政效益仍然相当显 著。韩国学者金圣翰《唐代均田制下宽乡的给田基准额》 （中国史研究4 ）指出，均田制把田土分为永业田和口分 田，是为了运用给田和限田的功能。永业田20亩和口分田 80亩合成1 00亩具备限田的功能。 陈勇、黄修明《唐代长江下游的茶叶生产与茶叶贸易》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认为：浙西湖、常二州代表了唐代 贡茶州茶叶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