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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科普”为什么这么难 　　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首次将转基因科普与研发和安全管理并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的一号文件相比，“分子育种”委婉的表述被“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替代，这表明了中央对转基因研发旗帜鲜明的态度，有助于转基因议题的脱敏，纠正当前舆论污名化转基因技术的倾向。 　　加强转基因科普的政策导向，与2009年批准转基因水稻的生物安全证书一样，可能成为在中国转基因发展史上标志性的事件，但实施起来并不容易。 　　事实上，各种转基因科普此前一直在进行。在一些科研项目中，尤其是在转基因作物新品种培育的重大专项中，便包含了科普性质的转基因风险交流课题。各地科委与科协系统在每年的科技周和科普日活动上，也不乏转基因科普的议题设置。但整体来看，这些脉冲式的科普活动并不系统，受众面受限，形式较为单一，因此成效并不明显。让很多科学家和科普工作者有些沮丧的是，在网络上，猜疑、抵制甚至谩骂转基因的言论一直甚嚣尘上，并不因为一纸文件的政策导向而有所改变。 　　这让我们不得不发问，转基因科普为何这么困难？其实不妨换一个问法，我们要不要“转基因科普”？ 　　商榷“转基因科普” 　　作为多年来拥护转基因技术的科学传播工作者，我们的提法并非是让转基因科学家或相关科学界放弃与公众的交流。恰恰相反，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呼吁、说服、推动科学家更积极地与公众进行沟通，化解公众的疑团，促进他们对转基因的接受。 　　同样，我们提要不要“转基因科普”这个问题，也不是因为我们遵循着科学传播界的理论反思，在科学社会学的高度上认为科普是一个带有权力色彩的词汇，体现着科学界与公众之间――也就是普及科学者与被普及者之间――的不平等。我们认为，科学界与公众之间在知识上的不平等客观存在，科普这个词并不体现一种政治权力的不平等。 　　而之所以我们要提“要不要转基因科普”这个问题，恰恰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公众接受转基因与否，远非一个“科”字了得。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世界各国科学传播研究者30多年来对转基因的研究表明，转基因争议是公众心理认知特点、社会背景以及科学延后的传播体制相结合的产物，远非是由于公众对转基因知识不够。在这种情况下，用高举“转基因科普”大旗的方式来促进与公众在转基因问题上的交流，非常容易把解决方案――虽然现在并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限于加强对公众的知识教育。而公众的科学知识程度不能决定公众的转基因接受度，这几乎成为了科学传播实证研究的共识。 　　知识的辩证 　　在对转基因议题进行传播研究之初，学者们就认为，科学知识水平对于人们接受新科技至关重要，例如，现代公民科学素养指标的奠基人、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Miller就指出，知识水平与人们理性地认识世界，从而接受科学的指导有关。另一方面，大量研究表明，只有极少数公众对现代基因科技有基本的了解。生物技术推广者们认为，人们的科学知识、特别是生物技术知识可以预测他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 　　但研究显示，公众对转基因的风险意识与他们的生物知识水平没有相关性。 不同类型的知识对受访者觉察到的转基因的风险和收益在统计上也没有显著相关性。受众风险意识的高低与“不可知效应”紧密相?P。所谓“不可知效应”就是公众相信，围绕着转基因还有大量的未知因素。其他学者则断定，与其说更高的知识决定了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不如说较高的知识水平启动了人们理性认知的快捷方式，让人们更加倾向于基于风险与收益来衡量转基因，其结果是，知识水平本身只能很微弱地解释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度。 　　上述的研究，大多数依赖于问卷调查。但这些结论与实验手段得出的结论很一致。研究科学传播的心理学家以实验研究为手段，证实在人们形成对转基因的态度过程中，事实性信息（近似于上述研究中所说的知识）所发挥的作用，不如价值和情感性信息大。价值和情感成为了筛选事实的认知通道。 　　该如何理解这一点呢？应用现代心理学的认知原理，我们可以对此进行解释。心理学的认知原理中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人类认知能力有限说。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为了克服人类的有限认知能力，我们的祖先养成了诸如只关心对自己最重要的事情（选择性记忆）、选择性遗忘、更加关注负面消息（负面偏好）、动机性推理（人们往往本能地选择证据，维护自己的既定观点）等种种“好习惯”。无论如何，这些习惯让我们回避风险，让我们更加有效地利用自己的认知资源。 　　回到转基因的问题上，一个尴尬的局面是，当公众对此不关心时，很难对其进行转基因的知识普及，普及了也记不住。但当各种有关转基因的负面消息充斥媒体或者是网络空间时，人们会迅速形成了对其的态度，这种态度大部分时候是负面的。而一旦形成这种态度，人们遇到新的转基因信息时，往往本能地把它与自己的既定态度做一比较，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