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不扶”拷问人心与法治.docVIP

“扶不扶”拷问人心和法治 如果全国法院都对“谁主张谁举证”以及“优势证据”规则有共识，以跌倒来讹诈的个案绝不会蔓延如此。更有效的利器还在于，对业经证实的讹诈者加大惩处力度。 　　自“南京彭宇案”后，见人跌倒扶不扶俨然成了“全民大拷问”。在不少“跌与扶”的纠纷中，被讹诈的好心人能得以恢复清白，多有监控的证明。问题就在于:如果恰好事发地没有监控，或监控数据丢失了呢? 从法律上来说，“好心人”本不需要四处求助、自证清白。如果跌倒方主张撞伤赔偿，就应首先拿出证据证明侵权行为存在，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失具有关联性。“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中最基础的证明规则，它首先加诸于“主张方”，而不是抗辩方。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并不需如刑事诉讼一般，要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但在此之下，也应达到“优势证据”标准。“你没撞人，为何要陪护送医?”这只是一种假设，而且是颇显偏执的假设。如此反问，实在构建不起“优势证据”。在跌倒还是帮扶无法查明、“事实不清”之下，不利的诉讼后果应由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充分的原告(赔偿的主张者)来承担。 　　任何法律，都不支持让违法者得利。讹诈者明明没有任何证据，却非要将帮扶的好心人认定为责任人。这在性质上已然符合“诈骗罪”的客观要件，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一些“跌倒者”不但虚构事实，且讹诈的金额巨大，理当严惩。 当然，并不是每一起讹诈都需要动用刑法来规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都可以成为遏制讹诈者的法律利器。好心人往往不愿追究讹诈者的责任，是因摔倒者确有可怜之处。但默认讹诈恶行蔓延，又是对全社会的不负责任。个中权衡，也需好心人乃至全社会费心思量。 先拍照再施救?能否解困“扶不扶”？ 郑州一名老人不慎倒地，头上和脸上流血，现场多名市民站在老人旁边，拿起手机拍照后，老人被扶起。近年来，“扶不扶”已成为备受社会关注和让人颇为纠结的沉重话题。“先拍照再施救”，或不失为走出“扶不扶”困局的智慧之举。 老人跌倒了，上前扶一把，原本属人类受同情弱者怜悯本能驱使的举手之劳，如今却成了需要思虑再三的一道难题，甚至极有可能酿成出力不讨好、救人反被讹的风险之事。究其原因，也许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咎于人们的冷漠与无情，社会成员之间缺乏基本信任才是问题根本症结所在。先拍照再施救的行为初衷，就是为了获得“证据”、规避“风险”，为构建人际间的信任关系，奠定“眼见为实”、“立此存照”的事实基础。 与“人之初性本善”的道德良知同理，趋利避害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人性本能。尽管与不假思索和毫不犹豫的急公好义相比，“先拍照再施救”的确不无谨防被讹的心理隔膜痕迹，但何尝不是出于自我保护本能的人之常情？较之于爱心泯灭的“不想扶”和心存疑虑的“不敢扶”，“先拍照再施救”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其不是惧怕于好心遭恶报而畏缩不前的消极观望，而是主动规避风险的积极搀扶。其程序的可理解和结果的正能量值得肯定。 “这人倒了咱不扶，这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春晚小品《扶不扶》的落幕结语，寓意深刻，发人深省。解困“扶不扶”需要人心向善的道德治本，但更需要从我做起的点滴积累。相信由“先拍照再施救”智慧式救人多多益善的量变累积，迟早会带来最终走出“扶不扶”迷局的质变飞跃。 “医生睡倒在手术室”提醒了什么 照片上的一幕，或许经常发生。睡倒在地板上的一瞬，让人感受到了一个白衣天使为拯救生命所付出的辛劳。生命无价，面对一个透支自己去拯救生命的人，无论给他怎样的赞美都不过分。 　　偶然的“睡倒在地板上”，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医生这个行业。“揣着小红包，端着大架子；拿着高工资，甩着冷脸子；满嘴跑火车，随便动刀子……”这是一些人给医生这个职业群体的画像。诚然，个别现象确实存在，“丑陋的一幕”也时见报端，但能否就此去定性一个群体？事实上，只要抛开成见，就不难发现医生的不易：坐诊一坐一天，上厕所都得小步快跑；动手术成功了患者千恩万谢，失败了可能挨骂甚至挨揍；面对急诊，24小时待命…… 　　其实每个行业都有自己不容易的地方，都有这个社会不可缺少的价值所在。这些年来，我们太习惯于给某某行业贴上污名化的标签了。医生、教师、城管、交警……我们好像看谁都不顺眼，随随便便就可以给一个群体贴上“丑陋”的标签，做医生的抱怨教师，做教师的抱怨交警，做交警的抱怨城管……而如果自己身为某个行业的家属，又会深深知晓并同情那背后的无奈与不易。 　　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情绪，容易造就互为伤害的循环漩涡。中国社会确实太大了，社会群体的人员复杂，要想保证一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谨守职业道德，也许不太现实；但我们不能因为少数人的“毁三观”行为，污名化整个群体，得出“洪洞县里无好人”的偏执结论。这种“被害妄想症”不仅冰封了自己的内心，还伤害了他人的热诚。任由这种情绪肆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