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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 　　 [奥地利] Ｆ.Ａ.海耶克　 　　当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时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根据某些常见的 假设，答案十分简单。即，假如我们具有一切有关的信息；假如我们能从一个已知 的偏好体系出发；假如我们掌握现有方式的全部知识，所剩下的就纯粹是一个逻辑 问题了。换言之，什么是现有方式的最好利用这一向题的答案，已隐含在上述假设 中了。 　　解决这个最优化问题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已全部列出，它们能用数学形式得到最 好的说明。最简单他说，这就是：任何两个商品或两个要素间的边际替换率在所有 不同的用途中必须相同。 　　然而，这根本不是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且我们为解决这个逻辑问题所发 展起来的经济运算，也并末为它提供答案，尽管这种经济运算是朝解决社会经济问 题方向所迈出的重要一步。其原因是，经济运算所依赖的“数据”从未为了整个社 会而“赋予”一个能由其得出结论的单一头脑，而且也绝不可能象这样来赋予。 　　合理的经济秩序问题之所以有这么一个独特的性质，是因为我们所必须利用的 关于各种具体情况的知识，从末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面而且 时常矛盾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 　　这样，如果“赋予”在此指赋予一个能有意识地解决这些“数据”所构成的问 题的单一头脑，社会的经济问题就不只是如何分配所“赋予”的资源，而是如何确 保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因为其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人才知道。 简而言之，它是一个如何利用并非整体地赋予任何人的知识的问题。　　　 　　上述基本问题的这一特点，恐怕非但没有为经济理论中的许多新方法——尤其 是许多利用数学的新方法——所澄清，它反而被搞混了。虽然我在本文中主要想阐 述合理的经济体制问题，但在阐述时我将多次涉及它与某些方法论问题的密切联系。 我想说明的许多论点，其余是各不相同的推理途径不期而遇地汇集所得出的结论， 但就我现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这决不是偶然的。 　　我认为，目前许多关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争论，都源于对社会问题的本质 的误解，而这种误解又源于我们把处埋自然现象时养成的思维习惯，错误地转用于 社会现象。 　　二 　　在普通语言中，我们把关于分配现有资源的相互关联的决策的综合称作“计划” 。在此意义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计划，在任何许多人共处的社会中，这种计划 不管由谁制订，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据起初是计划者以外的其他人所知，然后又 以某种方式传递给计划者的那种知识。人们赖以制订计划的知识传递给他们的各种 途径，对任何解释经济过程的理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利用起先分散在 全体人民中的知识的最好途径，至少是经济政策——或设计一个高效的经济体制— —的主要问题之一。 　　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此处所提出的另一个问题——谁来制订计划——的答案密切 相关，而这正是所有关于“经济计划”的争论所围绕的中心。”存有争议的并不是 要不要计划，而是应该怎样制订计划：是由一个权威机构为整个经济体系集中地制 订？还是由许多个人分散地制订？在当前的争论中所使用的特定意义上的计划一词， 毫无例外地指中央计划，即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管理整个经济体系。而竞争则指由 许多单独的个人所制订的分散的计划。居于这两者之间的是代表有组织的工业的计 划，这种计划许多人谈及但一旦看到便很少有人喜欢，它就是垄断。 　　在这三种制度中哪一种效率更高，主要取决于我们可望在哪一种制度下能够更 为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知识，而知识的充分利用又取决于我们怎样做才更有可能取得 成功；是将所有应被利用的但原来分散在许多不同的个人间的知识交由一个单一的 中央权威机构来处理呢，还是把每个人所需要的附加的知识都灌输给他们，以便他 们的计划能与别人的计划相吻合？ 　　三 　　在这一点上，不同种类的知识，其他位显然是不同的。所以一回答我们问题的 关键就在于不同种类知识的相对重要性：是那些更可能为特定个人所支配的知识重 要呢？还是那些我们认为更会被经适当挑选的专家所组成的权威机构所掌握的知识 重要？ 　　如果当前人们广泛地认为后者更为重要，那只是因为一种叫科学知识的知识在 公众的想像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致我们几乎忘了这种知识并非绝无仅有。 也许可以承认，就科学知识而言，一群经适当挑选的专家也许最能掌握现在全部最 好的知识。尽管这样做只不过是把困难转嫁到了挑选专家这一问题。我想指出的是， 即使假定这个问题能很容易地解决，它也只是这个范围更广的问题中的一小部分。 　　今天，谁要是认为科学知识不是全部知识的概括，简直就是异端邪说。但是稍 加思索就会知道，当然还存在许多非常重要但未组织起来的知识，即有关特定时间 和地点的知识，它们在一般意义上甚至不可能称为科学的知识，但正是在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