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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基于配对倍差法的经验分析 施炳展 ? 2012-11-06 13:07:44　　　来源：《财经研究》(沪)2012年5期 　　 　　【内容提要】文章利用配对倍差法控制内生性后，基于新新贸易理论，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经验分析了补贴对企业是否出口及出口规模的影响。分析结论是，补贴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可能性和出口规模；相对于未补贴企业，补贴企业出口概率增长率高出30%—110%，出口规模增长率高出30%—50%；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大于本土企业，对私营企业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但补贴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在入世后特别是近年来才显现。这意味着补贴对出口的影响可能存在门槛效应。从政策层面看，尽管政府可以通过补贴等政策手段帮助企业走出国门，但要在国际市场实现持续增长仍要靠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关 键 词】补贴/企业/配合倍差法/广度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加入WTO十年以来，出口年均增速高达25.38%，是什么因素成就了中国出口跨越式增长的奇迹呢？事实上，作为转型经济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影响能力举世罕见：出口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政府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出口退税等政策极力促出口保增长。补贴作为政府对企业的转移支付，也是出口促进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企业补贴总额从2000年的140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677亿元，年均增速为26.27%；WTO反补贴数据库数据显示，2004-2010年，中国遭遇贸易伙伴反补贴诉讼为43例，占同期反补贴诉讼的50%，远超过美国（9例）和印度（8例）。本文旨在分析补贴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主要关注企业是否出口和出口量。　　与本文最直接相关的文献是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研究企业出口行为决定因素的经验分析文献。自Melitz（2003）开创新新贸易理论以来，研究出口企业行为及其决定因素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关于企业出口行为，一个重要方面是出口的二元边际问题，即广度和深度，如Helpman等（2008）、钱学锋和熊平（2010）等，本文中广度是指企业是否出口，深度是指企业出口规模。一些文献也讨论了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决定因素问题，如李春顶（2010）、于洪霞等（2011），但这些文献均未详细讨论补贴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相比较而言，国外文献始终关注补贴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如Girma等（2009）、Helmers和Trofimenko（2009）、G rg等（2008）、Christian和Carballo（2008）、Bernard和Jensen（2004）等分别讨论了补贴（或相当于补贴的出口促进政策、机构等）对德国、哥伦比亚、爱尔兰、秘鲁和美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关于中国补贴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文献仅见两篇：Eckaus（2006）利用省际层面补贴数据分析了补贴对国有企业出口的影响；Girma等（2007）利用中国企业数据研究了补贴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但这两篇文献没有考虑内生性问题，也没有关注企业出口的广度和深度。　　准确测度补贴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并非易事，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是否获得补贴并非随机事件：一方面，补贴会受到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政府可能更容易对出口企业进行补贴；另一方面，补贴和企业出口行为可能共同受第三方因素影响，如具有研发行为的企业可能更容易受到政府补贴也更容易出口。因此，企业是否接受补贴是一个非随机事件，是内生变量。本文拟用倾向分值配对倍差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来克服内生性问题。配对倍差法在较近的微观计量文献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如Arnold和Javorcik（2005）等。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利用中国工业企业1999-2007年微观数据，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经验分析文献，在采用配对倍差法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分析补贴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重点关注企业出口的广度和深度。文章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本文的实证框架及数据，第三部分是计量结果，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实证框架及数据　　第二步，在（4）式计算出各企业是否接受补贴的倾向分值后，根据每个企业的分值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配对。考虑到本文数据的特点，我们选择一对一和一对多两种配对方法。这样通过（4）式计算配对后，我们就可以保证补贴企业和未补贴企业的可观测变量 接近，企业接受补贴概率和企业出口情况尽量相似，即满足（3）式，在此基础上即可用（2）式估计α。　　综上，本文将首先利用配对方法形成随机样本，从而使补贴和未补贴企业可观测因素 尽量相同，克服内生性问题，然后在配对后的随机样本上利用（5）式进行倍差回归分析，从而控制不可观测因素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