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地主史陕北大地主马光裕堂_网易历史.docVIP

　　 1942年秋冬，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带领延安农村调查团进驻杨家沟，通过对杨家沟一般情况特别是典型地主的调查，整理形成米脂县杨家沟农村地主经济的典型调查报告——《米脂县杨家沟调查》。报告中说：“杨家沟是全国罕见的一个地主经济条件集中的村庄。”又说：“陕甘宁边区的杨家沟，以有‘马光裕堂’(一个地主集团的代号)而闻名陕北。 杨家沟马氏地主的发家史:400年农商并举，耕读传家 米脂县杨家沟村的马氏家族，从明朝万历年间至今，已有四百年的历史。马氏家族以农为本，农商并举，耕读传家，于18世纪中叶开始发家，势力壮大，到19世纪中叶已非常兴旺发达，成为名门望族。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后，全村约有二百四十多户人家，仅地主就有五十五户，土改时已达七十二户，占有周围四五个县的十八万亩土地。马家地主创始人为马嘉乐，堂号“光裕堂” ，人称“马光裕堂”，村里绝大多数地主均属其后人。张闻天领导的延安农村调查团调查前，该村还没有经过土地改革。　　在“马光裕堂” 内部．各堂号地主拥有土地数量极不均衡，且在发展中逐渐分化成大地主、中等地主和小地主几种类型。其中， 小地主2l户．平均土地不足百垧； 中等地主27户，平均土地在百垧至千垧之间； 大地主3户(即马维新、马瑞唐、马祝年)，各户土地均在千垧以上。 　 　　据张闻天调查，马家地主内部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某些地主经营生意失败或吸毒所致， 而马维新、马瑞唐、马祝年这样的大地主一生既无经营同土地无关的生意又无吸大烟等不良嗜好，他们将来自土地的利润又悉数用于购置土地． 马家地主与佃户之间租佃的基本情形 杨家沟村除“马光裕堂”各堂号地主外仅有47户人家自有土地．总数457．5垧．其中50—100垧3户，10—50垧3户，5—10垧10户，1—2垧31户。一般认为，以当时生产力水平每人至少需3亩土地方可维持生活。如假定该村每户拥有5口人，那么一户至少需地15亩．即5垧左右的土地方可维持最低生活需要。　　显然，只有一两垧土地或无地的农民如按这一标准是无法生存的，所以他们大多数情况下只得靠租种、伙种和安种地主土地谋生。据张闻天统计，村里租地者93户租种土地573垧，伙种地者56户伙种土地522垧，安种地者21户安种土地325垧，其中67．3％的土地来自“马光裕堂”各地主，其余源自本村小地主或个别不种地的农民。由此可见该村村民对马家地主的经济依赖程度。　　由于马家地主很多买地和典地分布外村，其对农民的影响力并非局限本村。而对周边村庄也同样具有巨大的控制力。“崇盛西”是马嘉乐开设的专门用以放账和典地的“字号”，该“字号”从道光二十五年至光绪九年将借贷人典地出租给95户无地或少地农户，如距离本村25里的刘家岔和申家渠、30里外的高家崖和高红寺沟及40里外的刘家山和牛家河等村。除“崇盛西”外．还有其他一些“字号”也大量将典地出租外村。 马家地主个案分析: 马维新 马维新字铭三，光绪十二年(1886年)生。马维新18岁时就开始替父管理家务，由于善于经营、治家精明、人又勤快，很快成为当地拥有土地最多且经济收入最好的地主之一。马不仅在米脂县，就是在整个陕北地主经济中亦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张闻天调查团关于杨家沟村调查报告l6章中就有11章用于叙述马维新的地主经济。在马维新看来，“米脂人，不能做普通的买卖，只有放帐置地的事情还比较适宜。”因此，马氏经济收入全部来自地租、“字号”经营所得和对粮食倒卖三方面。l933年是马氏经济“全盛”时期，当时有买地1103垧，分布于村周边23村；典地573垧，分布于周边54村，总计可收租674石。　　马维新在1932—1941年间共有本村租户21户，其中租佃关系8年以上未有任何改变者13户，部分变动者1户，变动者7户。外村租户变动情形甚至比本村还小，有些租户几十年不变，甚至数代相传。　　由此看出，马维新与村内外佃户之间的租佃关系非常稳定，尽管附近各村均存在人多地少及劳力大量剩余的矛盾，但马氏却很少因佃户普遍欠租更换租户，这说明其无论在佃户选择抑或土地出租数量上均以“稳定”为首要原则。这种做法在表面上似乎无助于利润增加并违背了出租地主的最终目的，但正是这种稳定的租佃关系才使像马维新这样的地主得以缓和主佃之间矛盾，更可在频繁的自然灾害和动荡不定的政治局势中降低土地出租的利益风险。 HYPERLINK /09/1231/17/5RSKGH4200011247_3.html [更多] 马家地主租佃个案分析:马瑞唐 马瑞唐是杨家沟村另一个“经济基础最稳固最大的地主”，堂号“育和堂”。张闻天调查资料也以较多篇幅对之介绍和分析。马瑞唐1941年拥有买地1179垧、典地77垧、典出地32垧为人善良，与村民关系非常好，村里佃户称赞说“恩德不过育和堂”。佃农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