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抗战 陈虹.pdfVIP

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 ( 代序 ) 本书名为《大师的抗战》，实则记述了抗战期间一批著名知 识分子的境遇、选择和风骨。这些人在一般意义上可以称为文 人，也就是现今词典上所定义的“会做文章的读书人”。 一 那么，当这些在一些人看来显得“迂腐”、“懦弱”的文人， 与“战争”、“炮火”、“空袭”、“轰炸”……这些血淋淋的词汇联 系在一起时，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固然，“覆巢之下 岂有完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此之中，文人所遭受的灾 难是最为严重的。自身的原因仅仅是一个方面；文化环境的彻底 破坏，则将他们推入了死亡的边缘。 图书馆、资料室、出版社、研究所……，这些大的文化环 境已不复存在了；他们本身所拥有的书斋及其图书、资料等等 小的文化环境，同样被毁灭殆尽。战前，稍有一点名气的文人， 其生活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一级教授的薪金高达500 元左右； 作家的稿酬4—5 元/ 千字，版税10%—25% 。为此，他们有更 多的钱来买书，买资料，不少人因此成了“藏书家”。以清华教 授陈寅恪为例，他曾以2000 多元购置了一套日本人刻印的、足 有二三百卷数量的《大藏经》，学生们说：“他的书房中各国各 类书均有，处处是书，我们进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北大 教授钱穆也同样如此，他说：“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 1 二十万卷左右。尝告友人，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 愁生活。” 然而，战争却使他们彻底地失去了这一切——不仅包括衣 食无虞的生活，更包括这些精心收藏的图书，以及一字一句撰写 出来的书稿。暨南大学教授曹聚仁的家被征作了司令部，满满一 屋子的书报不见了踪影；文献学家郑振铎的藏书则化为了灰烬， 他只能仰望空中的纸灰捶胸叹息；张元济的损失更为惨重，由 他参与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均毁于一旦，他说：“工 厂、机器、设备都可以重修，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的几十万册 书籍，毁于敌人炮火，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剧作 家熊佛西的书稿被炮火吞噬后，他陷入绝望：“把我的作品毁了， 无异戕杀我的生命。” 更有甚者，由于逃亡，诸多文人不得不成为流亡大军中的 一分子。以高校为例，战前全国共有108 所，战争中遭到破坏 的91 所，被迫停办的25 所，毁灭殆尽的10 所。为此，依附于 它们的这批文人也不得不随之向大后方转移。流亡中的种种苦 难，固然被及每一位逃难者，但是文人的损失却要远远超过其他 人——因为他们还有书，还有资料，还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筑 学家梁思成逃离北平前，将他多年来搜集的有关古代建筑的照片 和资料寄存在天津的一家英国银行的地下保险柜里，不承想一场 大水将他的心血淹没一空。陈寅恪的损失更为惨重，除了清华园 中那满满一书房的藏书沦入敌手外，他更于长途迁徙中一而再、 再而三地遗失了随身携带的各种书籍和资料。平时他有一个习 惯，读书时凡遇到有所得或有所疑者，均提笔标注于书页周围的 空白处；等全书读毕，只需将这些眉批、眉注、眉识稍加整理， 便是一篇精辟的论文。因此这些资料的遗失，则使他的神经几乎 失常。 但是退一万步讲，这些损失毕竟还属于“看得见”的东西； 2 至于那许许多多“看不见”的灾难，则不知该如何计算了。—— 这便是因战争而带来的经济危机，因经济危机而带来的生活贫 困，因生活贫困而带来的健康上的损伤。以战前大学教授的平均 工资350 元为例，到了1940 年只值 13.6 元，到了1943 年则只 合8.3 元了。数学大师华罗庚只能栖身在牛圈的棚顶上，文学大 家朱自清则身披赶马人的毛毡以御寒，物理教授吴有训的皮鞋露 出了脚趾头，著名诗人闻一多不得不挂牌为人刻制图章；堂堂的 国学大师陈寅恪，终因营养不良而导致双目失明；著名的戏剧大 师洪深，则因生活所迫带领全家一起自杀……。然而，对于文人 来说，他们的牺牲还不仅仅如此，老舍即说过这样的话：“有人 说，我的作品没有战前的那样好了。我不否认，想想看，抗战 中，我是到处流浪，没有一定的住处，没有适当的饭食，而且时 时有晕倒的危险，我怎么能写出字字珠玑的东西来呢？”作为一 介文人，这样的损失尤令他们痛不欲生。 其实对于这批高智商的“精英”来说，他们并非没有其他的 出路。当年剧作家陈白尘即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以他们的才能， 如果去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