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历史与法治精神1课件.pptVIP

说起以严刑肃贪,那就不能不说明朝了。明初,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为此他明令:“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脏至六十两(白银)以上者,枭首示众,剥皮实草。”如此还不解恨,被剥下人皮,塞上稻革的贪官们还要被摆到衙门两旁,充当“真人蜡像”以警告继任的官员。 那么如此治贪的效果如何呢?明朝初年以后,大小官吏贪污成风,几乎无人不在俸禄以外设法搞钱,到明朝中期,不必说被抄家抄出黄全三万二千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的“著名贪官”严嵩,就连斗倒严嵩,号称名相的徐阶,在老家也有几万亩的良田。如果这些还不够典型,那么 就再说说更加有名,并且谥号“文忠”的张居正,仅仅看他出行的排场:坐32人抬的大轿,其上不仅有暖阁还有卫生间,甚至连回廊都有,其中设置书画古童和四时不谢之花,真堪比一栋移动别墅。试问以明朝“公务员”的工资,他们凭何有如此家产?连宰相都贪污如此,上行下效,明朝官场的情况便可见一斑了。即便有上书严格执行“剥皮实草”的海瑞,最后也不过罢官免职,不了了之。 赃60两剥皮实草的政策令人很爽,贪50万就判死刑的建议也大快人心,然而问题在于:你如何得知有人贪了60两?靠小偷偷窃,还是靠情妇举报?即便你知道了,那又如何保证如此峻法可以顺利执行?读史而知兴衰,整治贪污腐败,严刑峻法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更加关键的则是法律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是否会存在“权大于法”的现象,是否会存在监督机构受到掣肘的